瞿世镜委员的发言——二十年回眸：一位政协委员的述职报告

回顾二十年政协生涯，我始终围绕五大主题建言献策。

一、路线稳定。1987年我赴京参加学术会议，各地代表对于以政治运动方式“反精神污染”深表不安，境外也有人扬言要乘机发动“雨季攻势”，挑起边境冲突。回沪后卢湾区政协副秘书长龚德庆来访。我请他向中共中央转达我的紧急呼吁：中国绝不能偏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中共上海市委立即派信使赴京向中共中央汇报。数周后，中央来电感谢上海及时反映重大信息，问题妥善解决。1989年春夏之交，我正在英国讲学。当时国际传媒纷纷发表评论，认为中国政策可能有变。我立即写信回国，请统战部宋堃副部长转呈小平同志和中共中央。我在信中明确提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应该保持长期不变；干部是为路线服务的，中央领导人必须是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并且在经济工作中作出实绩而被世人所公认的，如此方能稳住大局。1990年回国后，上海市委统战部毛经权部长告诉我，1989年从英国寄回的三封信，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阅后均表示肯定。我认为，委员的首要政治职责，是协助执政党维护正确发展路线。因为这是决定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生命线！

二、社会和谐。1989年1月访英之前，我与民革上海市委正副主委话别时，曾感到当时社会横向利益格局失衡，聚焦于物价、“官倒”、分配不公三个问题；老中青三代人价值观分道扬镳，而青年一代激进思潮中某些政治口号与横向失衡焦点认同，纵向与横向冲击力叠加。此时亟须领导核心发挥利益协调与价值观整合作用。我使用独创的“十字形分析法”，估评了横向、纵向、核心局势，预见到社会震荡趋势。后来我将上述观点写成文章，1994年获全国改革建议一等奖，1995年获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论文一等奖。二十年来，我始终锲而不舍地咬住社会和谐这个重大问题不放。这是我在八、九、十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十余篇发言的主题。

三、持续发展。1989年春，我请统战部转呈小平同志的第二封信指出：据世界银行报告，1979～1987年中国GDP年均增长87%，劳动岗位年均增长25%，资本投入年均增长145%，生产力增长极低而资源环境代价值极高。我向中央建议，必须逐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否则难以持续发展。然而，经济模式转变，至今仍在反复徘徊！

四、核心价值。1989年我请统战部转呈小平同志的第三封信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执政党未能及时提出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相匹配的核心价值体系。我在全国政协的多次发言中反复探讨这个问题，并且指出核心价值体系应涵盖以下内容：爱国主义与全球意识辩证统一；集体主义与尊重个人辩证统一；科学理性与人文导向辩证统一；中央权威与地方作用辩证统一；劳动光荣与适度消费辩证统一；效率优先与社会公平辩证统一；和谐意识与持续发展辩证统一。

五、全球格局。我始终把中国改革开放置于全球格局之中考察。中国同时面临两次重大社会转型，既要满足现代文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法治化挑战，又要满足后现代文明信息化、知识化、全球化、集约化、公平化、生态化要求，执政党不得不面对错综复杂局面，迎接极其严峻挑战。为了分析形势应对挑战，我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发表了65号发言《信息时代挑战与世界各国反应》，在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发表了系列发言《经济全球化机遇与挑战实例剖析》（203号）、《维护国家主权与完善政治体制》（51号）、《价值观念调整与全球文化景观》（205号）、《建构国际经济新秩序》（206号）。其中第51号发言被全国政协办公厅选为内参，供中央领导参阅，并且获得了上海市理论创新奖。

当了二十年政协委员，不写一份述职报告，怎能向纳税人交代？可惜我学的是英国文学，缺乏治国安邦之才。二十年来日以继夜拼命读书，补习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各种知识，面对复杂局势和严峻挑战，往往苦无良策，深感个人能力有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作为政协委员，我们必须以历史为参照系，才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中国发展速度极快，然而资源环境瓶颈凸显，体制机制缺陷不少。我们似乎脚踏实地，然而又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感。中国制造产品遍布全球，然而多半依赖外国资金和技术。只有自力更生，才能降低风险。临别之际，心潮澎湃，百感交集，不知所云。写几句话，当作纪念：

世间善恶孰能分？

镜鉴过往始明深。

留足实地如履冰，

念斯自力乃更生！

(瞿世镜 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上海市政府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