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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胜阻:七措施破解农民工就业难题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9-03-12  发表评论>>

新华网北京3月12日电(记者朱继东)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教授一直十分关注农民工问题。12日,他接受新华网记者专访时又重点谈到了农民工问题,并就农民工就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他指出,我国经济的最大影响是对我国就业局势的冲击,当前我国就业形势异常严峻。面对危机,政府要把扩大就业作为第一工作目标,利用就业压力所形成的“倒逼机制”引导新的创业浪潮,用创业带动就业。要通过给广大农民工提供创业培训提高农民工创业能力,增强创业意识,通过有效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保障农民工创业资本供给,降低创业门槛和创业成本,创建各类返乡农民工创业园区,提高农民工创业的组织化程度,使更多的打工者成为创业者,让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和就地城镇化引爆农村内需。

扩大农民工就业是应对全球危机和维护稳定的重大战略

辜胜阻教授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对世界各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就业压力逐渐成为日益严峻的经济社会问题。国际劳工组织(ILO)也在近期的报告指出,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正演变为全球性的经济和就业危机。就我国而言,当前危机的影响仍在不断加深。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实体经济方面,而且已经波及到民生,其突出表现是就业形势恶化。就业是民生之本,危机对民生的影响突出表现为大量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而引发的大量失业。美国三十年代大危机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奇高的失业率,当时失业率曾经超过20%。

当前,我国的就业压力主要表现为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存量就业和以毕业大学生为代表的新增就业出现了较大困难。目前,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失业,而计划招工的企业和空闲岗位同时在减少。据调查,今年春节后计划招工企业的数量与去年相比减少了20%,空岗数量减少10%。因而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尤为突出。具体表现为,从地区分布来看,受危机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也是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地区。我国农民工的集中度高,据统计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比重在70%以上,而沿海和东部也是我国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地区。从行业分布来看,受危机影响较为严重的行业也是农民工相对集中的行业。当前,外需减弱后,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缺乏订单,出口受阻。而在制造业中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30%,建筑业则占23%。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外向型企业经营困难直接影响到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在大学生就业方面,由于相当多的企业延缓或者放弃了招聘计划,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就业困难。据官方统计,去年年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2%。同时,有研究机构认为我国的失业率已经达到9%以上。“所以,在这新一轮的就业压力下,2009年将是中国经济最为困难、就业压力最大的一年。”

3月12日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教授接受新华网记者专访。他在访谈中又重点谈到了他一直关注的农民工问题,并就农民工就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他指出,我国经济的最大影响是对我国就业局势的冲击,当前我国就业形势异常严峻。面对危机,政府要把扩大就业作为第一工作目标,利用就业压力所形成的“倒逼机制”引导新的创业浪潮,用创业带动就业。同时,他还为破解农民工就业难题提出了七条措施。图为辜胜阻教授在畅谈农民工就业问题。(摄影新华网记者 朱继东)

因此,辜胜阻教授指出,应让危机“倒逼机制”使更多的劳动者成为创业者。应当看到,危机的影响是双重的,不仅会对原有的经济发展形成冲击,而且也会形成“倒逼”的机制改变原有发展路径。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双重的,危机带来的不仅仅是挑战,同时也蕴含着机遇。30年前我们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数以千万计的城镇知识青年返城。面对当时的就业压力,政府放宽政策允许非公经济的发展,一大批人通过自谋职业进入非公经济领域,掀起了一次创业浪潮。据研究,1980年非国有部门安置就业占总数的比例达到63%,国有部门安置就业仅37%。创业型就业成了当时缓解沉重就业压力的一大创举,在非公经济发展相对较快、创业活动相对活跃的地区,就业压力也就相对较小。统计数字显示,从1979年到1984年,全国共安置4500多万人就业,城镇失业率从5.9%迅速下降到1.9%。历史经验启示我们,危机是一种倒逼机制,在政策的引导下,待业者被迫创业最终化解了当时就业的压力。创业不仅能够解决自身就业,而且在扩大就业方面具有倍增效应,一人创业可以带动多人就业。调查表明,平均每名创业者带动就业3.8人。据调查估计,截至2006年回乡农民工已经有800万人创业,并已经带动3000万人的就业,达到了“吸引一人返乡创业,带动一批人就业致富”的效果。安徽人现在有70万农民工回乡创业,约占全省转移就业农民工总数的7%。“引凤还巢”正在成为安徽非公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因而,破解当前的就业压力也重在“开源”,即创造新的就业载体,通过鼓励创业来带动就业。

一般认为,创业有两种类型: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生存型创业背后主要的动力机制就是“倒逼”机制。如果说30年前的创业浪潮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即以城市边缘人群和农民创办乡镇企业为等征的“草根创业”,那么第二次创业浪潮则是以体制内的精英人群(科研部门的科研人员和政府部门的行政精英)下海创业为特征的精英创业。据报道,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有十万人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下海”经商。第三次是加入WTO以后的伴随新经济的发展以大量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为特征的“海归”创业。当前,第四次创业浪潮正在形成,也即由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和就业危机所“倒逼”的农民工创业和大学生创业。由金融危机带来的就业压力已使很多人选择自己创业。例如,从2008年9月至今,淘宝上新开店铺每个月近20万家,每天有5000人在淘宝网上开店,网络创业热潮正扑面而来。面对危机,政府应该用创业带动就业,利用危机倒逼机制主动引导第四次创业浪潮,让更多的劳动者成为创业者。

鼓励农民工创业引导新一轮创业潮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辜胜阻教授认为,当前,农民工创业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农民工创业及其推动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可以引爆我国最大的内需。鼓励农民工创业当务之急是为了应对当前的就业危机;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农民工创业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有利于工业化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首先是鼓励农民工创业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水平,进一步扩大内需。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农村消费市场活跃的关键又在于提高农民收入。农民工返乡一人创业,可以致富一方,进而拉动内需。一方面,农民工回乡创业可以吸纳当地农民进入企业。农民通过兼业经营,获得打工收入,有利于提高非农收入。另一方面,很多农民工回乡创业所从事的经营活动与当地的农业生产相联系。在这种“农产品加工企业+农户”的模式下,不仅分散的农户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加强了与市场的联系,而且深化了农产品加工,提高了当地的农业产业化水平,有利于帮助农民增收。通过回乡创办经济实体,返乡农民工有效带动一大批农民的就业致富,已经从昔日的城乡游民转变为当地经济的“领头羊”,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其次是鼓励农民工创业有利于减少大规模的异地流动带来的沉重代价。农村劳动力的外出虽然有力的推进了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整体水平,但是同时也形成了诸多的社会负面效应。由于家庭分离,农民工的异地流动形成了诸如农村劳动力弱质化和留守问题等巨大的社会代价。当前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以及留守老人问题相对突出。首先,留守儿童数量庞大。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在全部农村儿童中,留守儿童的比例高达28.29%。由于家庭的不完整、父母在家庭功能中缺位,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受到严重影响,出现了学习滞后、心理失衡、行为失范、安全堪忧等诸多问题。其次,大量农民工夫妻分居,严重影响了农民工正常的家庭生活。再次,农村地区老龄化相对严重。人口普查资料显示,60岁及以上的农村老年人口占农村人口的10.92%,高于城镇老年人口9.86%的比例,农村老年人口总数是城镇老年人口的2倍。但是在农村仍以家庭养老为主的情况下,大量留守老人缺乏照顾,感觉孤独。因而,农民工回乡创业还有利于农民工的就地就近转移,化解多年来农民工进城务工所形成的一些社会问题,减少大规模的异地流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再者是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和创业有利于农村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整个新农村建设。返乡农民工对当地县域经济而言,不仅是“资金库”,而且是“人才库”。农民工返乡也将为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新的力量。农民工群体是以初中文化的青壮年为主,整体上年龄较轻,也是农村劳动力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据统计,全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其中40岁以下的占84%。与未外出的农村人口相比,农民工的劳动力素质普遍较高,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这一部分人在农村大量流失势必影响农村正常的农村建设和农业生产。据调查,一些地区由于缺乏必要的青壮年劳动力,当地的耕地要么被撂荒,要么实行粗放经营,农业生产率下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更是无法开展。同时,农民工具有在外的经历,见多识广,回乡后他们成为当地农村与外界联系的重要桥梁,也成为当地农村了解外界的重要渠道。当前的旱情再一次暴露了我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薄弱。要通过以工代赈,积极鼓励农民工参与农村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

最后是鼓励农民工创业有利于农村城镇化发展,建设一批中小城市。当前,农民工回乡创办的企业近半数在小城镇和县城。县城是县域工业化、城镇化的主要载体,是农村城镇化最有发展潜力的区位,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战略支点。鼓励创业农民工向县城集聚,不仅有利于农民工的合理流动和市民化,更重要的是可以发展一批小城市,极大地带动内需。

辜胜阻教授强调,鼓励农民工创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如果说普通农民成为外出打工者是第一次飞跃,那么农民从打工者成为创业者则是第二次飞跃。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非正规部门,而非正规部门用极为低廉的费用培养了劳动力,在人力资本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农民工通过外出打工的经历,不仅获得了人力资本,而且也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本,为创业提供了有利条件。打工是锻炼人的大熔炉和培养人的大学校,外出打工是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孵化器。他们回乡创业具有以下几大优势:第一,经历了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洗礼,接受了现代城市中创业观念的熏陶,熟悉了市场规则,磨练了意志,具有饱满的创业激情;第二,通过打工的间接学习,不少农民工已经成为熟练的产业工人、企业技术骨干,甚至成为管理人员,拥有一定的技术和资本,具备了创业能力;第三,农民工在外打工也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本,在自己创业过程中可以与原来的打工企业老板和客户保持多种形式的联系,拥有相对优越的创业资源;第四,对于家乡的市场情况更加了解,对家乡的认同感使他们在外学有所成或者积累一定资金后愿意返乡归根,具有回乡创业的意愿。第五,东部地区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需要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一方面这对农民工的流向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也为农民工返乡提供了创业机遇。

鼓励农民工创业必须与农村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结合起来

辜胜阻教授进一步指出,鼓励农民工创业政府还需要积极引导,把农民工就业和创业摆在工作首位,增强农民工的创业能力,提供优质的创业资本,不断强化创业服务,努力降低创业成本,积极营造创业环。具体来讲,目前需要采取以下七条措施:

3月12日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教授接受新华网记者专访。他在访谈中又重点谈到了他一直关注的农民工问题,并就农民工就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他指出,我国经济的最大影响是对我国就业局势的冲击,当前我国就业形势异常严峻。面对危机,政府要把扩大就业作为第一工作目标,利用就业压力所形成的“倒逼机制”引导新的创业浪潮,用创业带动就业。同时,他还为破解农民工就业难题提出了七条措施。图为辜胜阻教授正在接受新华网记者专访。(摄影新华网记者 朱继东)

第一,要把农民工创业与农村城市化结合起来,中央和地方政府要联手依托县城发展一批中小城市,让农民工在新兴城市市民化并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依托县城的新型城市化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所在。我国的城镇化实质上是一种半城镇化,已经进城的农民工实际上并是没有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一条途径是构建能人回流、要素集聚的体制和机制,在2800多个县级市县区中依拓县城建设一批10万至30万人的城市,让农民工在户籍所在地的新兴城市市民化。为此,要把县城建设成为县域经济的龙头和农村城镇化的经济中心。农民工返乡创业在增强县城经济实力、集聚资金、扩大人口规模等方面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首先,农民工返乡创业直接推动了县城的民营经济的发展,使县城能够形成一定的产业支撑,极大地提升县城的经济实力。其次,农民工通过返乡创业,带动资本等要素的向城镇集聚,有效推动了当地城镇的建设。有些农民工甚至直接投资参与城镇建设,进而形成城镇建设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有利于克服城镇化进程中的资金约束,加速了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再次,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城镇的人口达到10万人时,城市的集聚功能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农民工返乡创业加速了人口向县城的集中,扩大当地的人口规模。

第二,要提供免费的创业培训,提高农民工创业能力,增强创业意识。创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创业者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综合素质才能成功创业。创业培训在激发创业激情、提高创业能力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从国外的实践经验来看,政府都是创业培训的积极推动者,收到很好的实效。当前,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同样需要政府的积极参与。一是在创业培训保障上,政府要加大对农民工培训的投入,将农民工培训资金列入政府预算,通过投资组织实施大的培训项目,确保创业培训能够有效开展。二是在创业培训内容上,要将技能培训与培养创业意识、创业能力结合起来。要重视创业的典型示范在培养创业意识、激发创业激情中的作用,通过舆论宣传、物质和精神鼓励等措施,积极发挥创业带头人的典型示范作用。要强化农民工技能培训,突出培训的实用性和针对性,使农民工拥有一技之长。要加强创业辅导和指导,邀请创业之星、企业家、专家学者向返乡创业者传授创业经验和创业技能、现代经营管理理念和政府扶持返乡创业的优惠政策,解决他们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三是在创业培训机制上,要在政府主导的原则下,引入多方主体参与,充分发挥各类职业学校技术学校和培训机构、农业协会、农村经济组织以及农村龙头企业的积极作用,积极整合多方培训资源。尤其要加强培训的师资队伍建设,确保培训质量。四是在创业培训的运行上,要建立培训信息反馈机制和培训效果的评价机制,防止培训项目出现“叫好不叫座”的现象,提高创业培训的效率。

第三,要创新金融服务,为农民工创业提供创业资本。创业融资是创业最重要的活动之一,相当多的创业者在创业的过程中都遇到创业资金筹措困难的问题。农村是我国金融体系中尤为薄弱的地区,农户和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是农村金融的主要矛盾。据测算,农村金融的供需缺口在继续扩大,2010年将达到5.4万亿元,2015年将达到7.6万亿元。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创业过程中遇到突出困难就是创业资金问题。据调查,近八成农民工回乡创办的企业发展得不到金融机构的支持,农民工回乡创业开业时主要靠自有资金。因而,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就必须加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创新金融服务,有效解决农民工创业的资金障碍。一要放宽创业融资抵押物的范围。当前,有相当多的地区已经进行了积极有意义的尝试,如允许返乡创业农民工房屋产权、机器设备、大件耐用消费品和有价证券以及注册商标、发明专利等无形资产均可作为抵(质)押品。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试行农民承包土地抵押。二要加强政策性金融的扶持力度,放宽政策性金融的扶持对象和地区范围,加大对农民工创业贷款的支持。三要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培育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健全农村金融机构组织建设。要积极发展服务于农村的中小银行,进一步推进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试点工作,有效填补农村金融服务的空白。四要针对农民工创业的特点,创新金融产品,有效满足贷款需要。要积极发展小额信贷,为农民工回乡创业提供额度不大但期限长、利息低、覆盖面广的贷款。五要加强农村信用担保体系建设,要充分发挥政府担保的作用,建立“农民工回乡创业担保基金”,通过担保风险的补偿和担保机构的激励,提高商业性的小额贷款担保机构的积极性,为农民工回乡创业获取贷款提供方便。

第四,要强化创业服务,尽可能降低创业门槛。我国的创业环境仍待优化,创业仍然面临较高的门槛。《全球创业观察(GEM)2006中国报告》中指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创业政策方面的劣势在于新公司的审批成本高。我国平均创办一个企业需要6次批示,耗时30天。而英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只需2次批示。在冰岛创办一个企业只需5天就可将所有手续办完。因而,鼓励农民工创业要重视政府创业服务的改善。首先,在创业服务观念上,要转变思想,强化政府的服务意识。要理顺政企关系,改变过去那种有的政府部门对企业只是“管、卡、压”、“吃、要、拿”的作风,树立为企业服务的思想。其次,在创业服务方式上,要简化程序,提高创业的审批效率。针对农民工创业,及时开辟农民工创业的绿色通道,要按照“特事特办”的原则,设立审批大厅,相关部门集中并联审批,提供“一站式服务”。再次,在创业服务内容上,要放宽登记条件,降低创业门槛。要放宽创业市场准入,按照“非禁即入”的原则,凡是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和限制的行业和领域都不能设置限制条件。要放宽经营场所的范围,回乡创业人员的家庭住所、租借房、临时商业用房,可视为创业经营场所。另外,要建立健全政策扶持、创业服务、创业培训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使更多的打工者成为创业者。

第五,要进行财税扶持,使农民工创业成本最小化。在创业之初给予创业者以财税支持是世界各国鼓励创业活动的普遍做法。当前鼓励农民工创业的财税政策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一是加大财政扶持。要将财政政策与其他相关措施综合考虑,配套实施,为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融资等措施的实施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二是给予税收优惠。对于农民工的新创企业可以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实行免税政策或者优惠税率;对于在解决就业、贡献突出的企业实行优惠税率或者实行“先征后返”的办法。三是扩大财政补贴。要设立农民工返乡创业专项扶助基金,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融资补贴;将农民工参加创业培训纳入就业再就业培训补贴范围;政府也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对新创企业进行用地、厂房租赁、用电和用水方面的政策支持,通过财政补贴,给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四是减免行政收费。减免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工商登记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通过“减税、降息、免费”,三管齐下,对农民工创业给予特殊的减免优惠,大力降低农民工的创业成本。

第六,创建各类创业园区,营造农民工创业的良好小环境。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极大地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但是,许多地方乡镇企业的发展缺乏规划,布局分散,甚至出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现象,造成集聚效应不强,效率低下的问题。当前鼓励农民工创业要竭力避免这种现象的重演。创业园集多重功能为一体,不仅是“政策洼地”,创业者的天堂,而且也是政府加强经济规划、增强集聚效应的重要工具。当前要组建农民工创业园,制定优惠政策,搞好创业规划,增强农民工创业的组织化程度。要比照外商享受的政策,对园区内企业实行同样优惠的政策,在基础设施、政策扶持、配套服务、产业引导、人才供给、土地优惠等方面给予农民工创业系统的支持;要设立农民工返乡创业者指导(服务)中心,打造优质创业平台,为农民工创业提供咨询和信息服务;要积极营造园区浓厚的回乡投资氛围,增强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吸引力。

第七,要调整政府目标体系,把就业和创业作为政府第一工作目标。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政府要努力扩大就业,用创业带动就业,把就业目标作为工作的首要目标,保增长要服从保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保就业目标高于保增长目标。要在政府宏观调控的多重目标中树立“就业和创业是工作重中之重”的观念,把就业工作放在政府政绩考核的首位。

文章来源: 新华网 责任编辑: 徐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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