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的一年。2006年3月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继续强调改革工作的重要性，并将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列为“十一五”期间的改革重点。在随后召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重申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会议指出：中国近期改革的着力点首要是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温家宝总理在专门研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再次强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重点要抓好三项工作：一是完善宏观调控体制、机制和方式，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健全市场监管体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二是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完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及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为群众办实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三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防止滥用权力，坚决惩治官商勾结、商业贿赂等腐败行为，塑造政府良好形象，提高政府公信力。

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是职能转变的总方向，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体制保障。各地政府的制度建设和改革探索成为近年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亮点，尤其是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政务公开和政府行政绩效评估等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

（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持续推进

行政审批制度是最具政府管制经济特点的行政制度，也是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和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关键。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缘起来看，它与政府机构精简有着密切联系。如果说机构精简是行政制度改革的发端和表层，是由繁至简的改革，而事关行政权力分配的审批制度改革则触及了行政权力的深层和本质，是由表及里的改革，也是政府部门的自我改革，其难度远大于机构精简。

1.深圳的探索之路

深圳是政府机构精简和审批制度改革的发轫之地。从1981~1994年，深圳先后进行了五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第一次为1981~1982年，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机构精简。改革的主要动作是撤销专业经济管理机构，共撤销合并10多个专业主管局和20多个行政单位，局级行政职能机构由原来的65个减少到18个。1984年的第二次改革则建立了“四委五办”，加强了咨询决策部门，改革后政府机构共有22个。1986年的第三次改革主要是减少行政管理层次，市政府机构增至39个。而1988年的第四次改革则主要是撤销市委部门中与政府职能重复的机构，并将原由市委履行的行政职能全部转移给政府，市政府机构增至41个。1991~1994年的第五次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2002年深圳行政三分制改革胎动。与此前五次改革不同的是，此次改革的要旨不再是机构数的增减，而是行政权在决策、执行、监督如何实现协调和分离。改革源于2002年底通过的中共“十六大”报告。“十六大”报告“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提出，“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深圳市委、市政府以讨论会的形式认真研读了这短短的34个字。随即深圳作为中央编制办公室选定的试点，开始了深化公共行政管理体制试点改革。其主要思路是以大行业、大系统的方式设立决策部门，并就每个决策部门关联的业务设定若干执行局。决策局只管决策，执行局行使执行权(含审批权)，各司其职。由于深圳市有全国唯一单设的监察局，监督职能的转化相对容易实现。这样，决策、执行、监督三分制行政框架初步形成。

行政机构的整合到达一定深度和广度后，必然涉及事权、财权的重新分配，尤其是牵动各部门切身利益的审批权削减和再分配问题，改革的重心自然而然地转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来。1997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开展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迄今改革共进行了三轮，对应的时间分别是1997~1999年、2000~2001年、2003~2004年。改革前，深圳市政府审批与核准事项合计1091项，第一次审批改革减至628项（其中取消286项，合并、调整减少191项），第二次审批改革减至385项。然而此时改革遇到了强大阻力。在第三次改革中发现，深圳市行政审批项目实存497项，比第二次改革后政府公布保留的385项多出112项，多数职能局审批事项未完成法定化并公布实施。行政干预在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复博弈中出现了反弹势头。尽管2004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行政许可法》给深圳和全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法律框架，为期十年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仍未竟全功。

2007年3月21日深圳市长许宗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积极推进第四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清理规范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实现审批的法定化和标准化，不断完善相对集中的行政审批机制。创新政府公共服务手段，加强行政服务大厅建设，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积极探索‘网上审批’，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促进政府服务理念和方式创新，更好地为市民、企业和社会服务。”这番讲话不仅表明深圳市下决心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行到底，而且在改革的技术手段上将有新的突破。

2.轰轰烈烈的清理审批运动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清理审批运动开始的直接动因。各级政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兑现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开始清理并废除大量过时的法律法规。这段时期清理审批应属于外力推动。2004年后，《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为这项运动推波助澜，使之于2005年和2006年达到了高潮。根据2007年初的统计，国务院各部门共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1806项，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各地取消和调整的审批项目也超过了50％。如浙江省发布的《浙江“十五”改革报告》显示，“十五”期间，省级行政审批事项从3251项缩减到630项，共有2621项省级行政审批事项被相继废除。根据《人民日报》2006年1月的报道，宁波市已将审批事项从1289项削减到302项。

审批权力下放是清理审批运动的重要内容。2006年11月27日沈阳市出台了《提高政府行政审批效率的意见》，审批权力下放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该《意见》将辽宁省政府赋予新民市“经济管理权限改革试点县（市）”的55项市级审批权限下放到各区、县和开发区；将“投资5000万美元以下的外资项目审批权”等27项市级审批权限下放到各区、县（市）和开发区；取消“市场设立、变更、注销登记”等7项市级审批项目，将“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初审”等38项审批项目改为备案项目；取消“外资企业资信证明”等722项审批前置要件，凡涉及多个部门的审批项目，一个事项只能由一个部门审核，不允许重复审核；除土地出让金、配套费等48个收费项目之外，其他收费项目不得作为审批事项的受理条件；审批事项涉及的收费一律由审批服务大厅指定的代理银行办理。此外，沈阳市新设市审批服务大厅，集中办理市级审批事项。原市、区合署的7个审批服务大厅改为区审批大厅，负责办理区级审批事项以及市里下放给区、县（市）级审批事项。各区、县（市）、开发区的审批项目须全部进入本级审批服务大厅集中办理。负责办理厅外市级审批项目的部门，在内部审批流程上实行“一个窗口受理、一个处室审核、一个领导审批、一个公章办结”。凡涉及多个部门审批的重大项目，审批服务大厅要组织相关部门联合审批，并在规定时间内办结。同时，试行“案例援引”审批方式，凡同类项目的相关审批事项，其他地区有审核通过案例的，原则上比照办理。近年来，发生在各地、各城市的审批权力下放工作大体上与此类似。

3.“行政超市”建设：成就明显，矛盾渐显

自1999年9月浙江省上虞市设立国内第一家“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以来，被称为“行政超市”的地方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已走过8年历程。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地方都建立了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和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省、市、县各级各类行政服务中心已达4000多家。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和服务大厅是各地政府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集中办理政府审批和服务事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打造服务型、高效型政府而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上迈出的具有创新意义的一步。

2006年一些城市在进一步完善“行政超市”的基础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四川成都金牛区政务服务中心提供特快服务、集中服务、预约服务、延时服务、开放式服务、流动服务，其操作程序的简便和人性化受到好评。河南汝州则推行“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具体做法是在市行政审批中心加挂“市为民服务全程代理中心”的牌子，作为市级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工作的主体；各乡镇成立为民服务全程代理中心；在每个行政村设立为民服务代理点，为居民办理全程代理服务。四川省绵阳市从提高审批速度和效率入手，先后三次进行“审批提速”：2001年开始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项目，把31个具有行政审批职能单位的278个服务项目集中到“政务超市”；2002年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对涉及市级多个部门审批的重大项目，召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集体讨论，现场“拍板”，提高了审批效率；2006年针对审批手续较为复杂的投资项目开展“一个柜台对外”服务，申请人只需准备齐全的申报材料，交给这个“柜台”，便可以拿到一张写有取批文日期的《投资项目受理通知书》；申报材料由市行政服务中心通过《网上并联审批系统》传送给相关政务服务处同步审批，限时办结。

行政服务中心的建立和普及是对行政审批方式和运作流程的变革。针对以往存在的“重收费、轻服务”、“重审批、轻监管”，审批环节多、时限长，重复审批、交叉审批的现象，越来越多的行政服务中心以创新为重点，提出了变“严入宽管”为“全程监管”，从“注重审批”转变为“注重服务”，从直接和微观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和宏观调控。行政服务中心的设立提高了行政效率，改善了政府形象，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规范了权力运作，是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