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是通过已知推断未知的过程。只要掌握事物发展规律，对任何事物都可以进行预测。人口预测只是众多预测中的一种，和其他预测一样，是对未来人口状态和人口过程的定量分析。人口预测是在对影响人口变动主要参数分析的基础上，对人口群体的未来发展趋势和变化过程进行定量描述与推断。人口系统由于受人口自身变化规律和特点的影响，具有周期长、不可逆和惯性大的特点。在人口系统中，生育行为是可以通过政策调节或控制的，而死亡则是无法进行调节或控制的。具体地说，按目前的死亡状况来看，人从生到死大体上要经历70多年的历史，是很难人为干预的。此外，人口系统还具有一定的弹性，即人口系统的性质变化不存在严格的立竿见影的界限指标，因此，人口预测不是人口预报，而是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根据人口变动规律对未来人口变动进行推测。人口预测的重要意义在于对人口的未来发展态势和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行前瞻性研究，这不仅能为政府相关政策制定和宏观决策分析提供参考依据，为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实施提供依据，同时也能为分析其他社会经济系统研究提供基础性数据。

    人口预测过程是人口基础数据收集、评估，人口参数估计，数学模型建立、运算和结果分析的过程。人口预测的关键问题是基础数据质量的高低。基础数据质量越高，人口预测的结果才能越接近实际过程。基础数据的质量和结构不仅决定了预测方法的使用，同时也决定了结果的可靠程度和数据结构。除了基础数据以外，人口数学模型是人口预测的核心，人口分析模型建立和参数估计，有赖于基础数据的结构和质量，好的人口预测必然是可靠的基础数据和科学预测方法的完美结合。

    人口数学模型是人口研究深入程度的重要标志。作为人口数学模型的一部分，人口预测方法总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不断进步的。人口预测模型的发展经历了总人口增长模型（如马尔萨斯）、人口性别年龄模型（如莱斯利模型，即常用的总和生育率法）和分性别、年龄、孩次的人口模型（如孩次递进人口发展模型）等几个主要阶段。人口预测模型的好坏取决于对人口系统结构、功能和本质规律的描述是否科学。虽然人口统计学以外的模型也或多或少地应用于人口预测之中，如回归模型、神经网络模型、微观仿真模型、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但从应用的范围、可提供的预测结果以及参数估计来看，都离不开人口统计模型的基本框架。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各种数学模型方法为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了方便，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工具，然而，只有正确运用数学模型方法才能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发挥作用，恰当的方法是研究的必要条件。

    人口的变动主要由出生、死亡和迁移三个主要过程构成。对于一个封闭的人口来说，从数量来看，现存人口的死亡过程是相对稳定的，而人口的出生和迁移过程是不稳定的。考虑到数据质量、参数估计和预测结果的解释，本项研究采用分要素人口预测模型，即人口性别年龄模型进行人口预测，需要准备、确认和估计的基础数据和预测参数主要包括人口年龄结构和生育水平等。

    人口预测基础数据与主要参数估计

    （一）人口预测基础数据

    选择和使用什么基础数据是人口预测的关键问题。虽然可供选择的人口登记、调查和统计数据很多，如户籍登记数据、人口变动抽样数据、计划生育统计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等，但公认的数据质量最高、数据量最大的还是人口普查数据。因此，人口普查数据是人口预测经常采用的基础数据。

    人口普查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是在特定时间内对全体人口的调查。通过普查可以了解人口、社会、经济和其他相关信息。人口普查不仅是了解基本国情的宝贵资源，也是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其他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经进行了五次人口普查，人口数据信息日益丰富。第一次到第四次人口普查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相对而言，第一次到第四次人口普查所得到的数据质量得到了国内外的肯定。特别是1982年进行的第三次人口普查所得到的数据质量之高，受到国内外有关机构和相关学者的普遍赞誉。然而，从第四次人口普查开始，数据质量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实践也证明，人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1990年人口普查直接调查得到的人口总数比当时国家统计局根据历年抽样变动调查所掌握的人口总数少了1500万人。在199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公布后，国家统计局又不得不重新修正和调整以往曾经公布过的历年总人口数和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的数值。

    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是在我国转入市场经济条件下完成的，同前四次人口普查相比，第五次人口普查面临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遇到了许多新问题，比如流动人口、人户分离、利益驱动。这些新情况，给第五次人口普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从数据使用的角度看，第五次人口普查虽然现实性很好，数据信息亦非常丰富，但普查数据的质量却远远低于以往的普查，存在比较严重的重、漏报问题，尤其是与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有关的数据，质量到了令研究者无法相信的程度，与其他来源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变动调查数据之间存在一定差距甚至矛盾的现象。尽管官方公布的“五普”漏报率高达1.81%，国家统计局:《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1号）》，http://www.stats.gov.cn,2001-05-1511:01:42。即“五普”存在比较严重的漏报问题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研究者们仍然对人口漏报和重报问题的严重程度产生了很大的疑问。随着对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质量研究的深入，“五普”数据质量问题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五普”的重、漏报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正是由于重报问题的存在，可能影响对漏报问题的判断，这不仅关系到对人口总量的推断，而且关系到对人口状况、过程和特征等方方面面问题的研判与解读，因此，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是无法直接用于人口预测的。毋庸置疑，任何调查都可能存在误差，大规模调查误差更是在所难免。从误差的种类和来源上看，误差分为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从误差纠正的角度看，对系统误差或有规律的误差调整相对比较容易，而对随机误差的调整则比较困难。在对数据误差分析过程中首先需要对误差的种类和来源进行分析，然后，以此为基础确定误差纠正方法，最后获得比较可靠的数据。对不致影响基本结论的误差予以忽略，而对影响判断问题本质的误差则必须予以纠正。

    尽管研究者们认为“五普”数据质量存在低龄人口漏报、瞒报问题，但对人口总量还是基本认可的，这一方面是由于除了人口普查之外，很难确切估计人口总量，另一方面是普查人口总量数据与其他系统登记数据没有矛盾。为了协调人口总量与结构之间的矛盾，本项研究采用“四普”数据、“五普”数据以及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来确定预测年龄结构基础数据和相应的参数。人口预测需要的基础数据和参数主要包括人口总量、结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等。由于受数据质量和预测方法的限制，对上述数据的调整和参数估计是必不可少的。

    （二）人口年龄结构估计

    年龄结构数据不仅是反映当前和过去人口状态、人口过程的最重要数据，而且是分析未来人口过程的重要依据。分析人口年龄结构是正确估计和理解人口过程的重要方法。在人口研究过程中，由于年龄结构数据的特殊意义与作用，获得高质量年龄结构数据不仅成为研究人口状态、人口过程的必要条件，而且是预测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建立在正确人口年龄结构数据基础上的研究才能有助于正确把握和理解人口问题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为了解决“五普”以来的数据矛盾，尤其是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本项研究以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年龄结构和分性别死亡数据为基础，结合1990年以来各年度人口统计总数和第五次人口普查分性别死亡数据，采用人口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2004年年龄结构进行估计。估计方法可分为三个部分：人口存活分析、0岁人口性别比估计和0岁人口数量估计。需要说明的是，该方法是以人口总数为基准，即假定各年度人口总数正确,并以此为出发点，结合人口存活分析确定出生人口数量，并根据性别比得到相应年份的分性别0岁人口数。也就是说，采用存活分析法和总量目标引导的方法对各年龄组人口数据进行估计，该方法假定人口总数绝对误差、相对误差较小。对2004年人口年龄结构的估计见图2-1。

    （三）生育水平估计

    年龄结构估计结果：2004年年中总人口为12.9607亿人，其中0～14人口比重为22.76％，15～64岁人口比重为69.87％，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7.34％。

    年龄结构数据是人口预测的重要基础数据，生育水平则是人口预测最重要的参数。生育水平的高低不仅影响短期内人口出生规模，更重要的是影响今后育龄妇女规模以及人口构成。由于生育水平参数可以起到对人口规模的水平叠加、循环放大或缩小作用，这种作用将对人口的长期趋势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生育水平估计是人口预测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生育水平参数估计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我国生育水平的判断存在很大的争议和分歧，尤其是对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所显示的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22颇有疑义，但对我国90年代以来生育水平已经逐步低于更替水平、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的争议不大。对“五普”生育水平的疑问主要源于对人口重、漏报问题的估计。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布总人口漏报1.81%，而没有公布漏报人口的年龄分布和重报人口状况。经过对数据的深入分析，多数学者认为漏报人口主要集中在0～9岁。由于对0～9岁漏报人口分布缺乏可供参考的依据，因此给生育水平的估计带来一定困难。本项研究在年龄结构估计的基础上，通过各年度出生人口数和育龄妇女的对应关系，对1990～2004年我国育龄妇女生育水平进行重新估计，估计结果见表2-3。生育水平估计方法是采用基于遗传算法的年龄别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间接估计优化模型对年龄别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进行间接估计。

    研究表明，我国生育水平估计差别的主要原因是对农业人口出生瞒报、漏报问题的估计。我国人口的主体和生育行为的主体为农业人口，因此，决定我国生育水平变动的主要力量来自农村，换句话说，农业人口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将对我国育龄妇女整体生育水平高低和走向起决定性作用。2002年国家计生委“农村计划生育户的养老问题与对策”课题四省（黑龙江、湖北、四川和甘肃）调查表明，农村夫妇选择最理想孩子为两个孩子的比重为68%，一个孩子的为28.82%,三个及以上的为1.7%，不要孩子的为1.4%。2003年国家人口计生委“关爱女孩行动”研究课题调查同样得到与2002年调查高度一致的生育意愿，具体而言，希望有两个孩子的比重为73.2%，一个孩子的为17.3%,三个及以上的为9.3%，不要孩子的为0.1%。

    由于生育水平是生育政策和生育意愿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过以上生育水平的分析，根据发达国家生育转变的历史和我国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与城镇化进程，近期内生育水平反弹的可能性很小。结合表2-3的估计结果，如果人口总量与实际数误差很小的话，2000年以来生育水平处于波动下降过程之中，可以肯定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在1.75左右。

    （四）死亡水平分析

    除了生育水平外，死亡水平估计也是人口预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内容。死亡水平的高低，决定了现存人口的存活概率。现存人口规模大小和年龄结构是今后人口总量和结构的主体。从总体上看，1990年以来我国人口死亡水平显著降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持续稳定增加。“四普”和“五普”调查数据计算结果和美国人口咨询局公布数据表明，1990年我国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68岁，2000年上升为71岁。同期内，经济较发达地区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由74岁上升到76岁，虽然我国与经济较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死亡水平有一定差距，但我国人口健康水平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有缩小的趋势。同时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与不发达地区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1990～2004年我国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了3.4岁左右，而不发达地区提高了4岁左右。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较高，远远高于其他不发达地区。

    除了与发达国家总体水平有一定差距外，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城乡差异显著，2000年城市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6.73岁，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5.05岁，乡村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0.61岁，可见城市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与世界较发达地区平均水平大体相当。此外，城市人口与乡村人口存活概率差异明显。年龄别城乡人口存活概率差异在30岁以前在4%以下，55岁以后急剧上升，78岁左右达到最大。从总体上看，虽然1981年、1990年城乡统计口径与2000年不同，但无论1981年与1990年的比较，还是2000年自身的特点均显现，低龄人口年龄别存活概率的城乡差异在逐渐缩小，而较高年龄组城乡差异在扩大，最大的年龄组逐渐推迟，1981年为64岁左右，1990年为73岁左右，2000年为78岁左右，说明城乡普遍可持续医疗保障能力的差异有扩大的趋势。

    综合上述人口预期寿命发展过程和特征，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仍然会持续增长，并假定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变化按发达国家预期寿命变化过程进行是合理的。

    （五）出生性别比

    虽然生育孩子的数量和性别都是人口发展的重要因素，但由于出生婴儿性别比历来被认为是个常量（正常值102～107）。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一些国家或地区（如东亚）的人口出现了异常，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离正常值并不是暂时的波动，因此，出生性别比已经不能被看作常量。中国不仅是当今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受政策影响最强的国家之一，同时还是出生性别比长期持续升高的国家。1990～2004年人口普查、人口抽样变动调查表明，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具体升高情况可以大体上从年龄结构上反映出来。从图2-4可以看到，1990年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开始高于110，并保持稳定升高的基本态势，2004年出生性别比估计达到120以上。根据图2-4所显示的结果可以断定，到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出生性别比已经得到有效遏制，可以肯定，在短时间内出生性别比恢复到正常水平的可能性很小。从人口预测模型构成来看，出生性别比长期偏离正常值，在相同生育水平条件下将影响到育龄妇女规模，对人口的长期发展过程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王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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