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后果

    长期持续的出生性别比失调，会导致一系列的人口、社会和家庭问题，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尽管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表面现象是女童受到歧视，但是从长远看，整个社会将会为此付出代价，而不仅仅限于对女童的伤害。联合国人口基金在制定人口与生殖健康国家指标时，将出生性别比列为“有害实践”类指标。

    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直接后果是人口结构失衡，由此会导致一系列的人口与社会后果，不过目前对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可能造成的后果讨论最多的是婚姻挤压问题，也就是说，当性别比严重失衡的人口达到婚配年龄时，由于某个年龄段的男性人数大大超过女性人数，有一部分男性将会难以找到年龄相当的配偶。实际上，除了老年人口外，中国人口一向是男性多于女性，男性婚姻挤压问题也一直存在（一般把男性多于女性造成的婚姻挤压称为男性婚姻挤压）。不过，一项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婚姻挤压开始逐渐增高，婚姻市场上约有4%的多余男性。据分析，造成近10年来男性婚姻挤压增高的原因还不是出生性别比问题，而是与70年代的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和男性婴儿死亡率得到更多的改善有关。而在一个萎缩型人口（即新生人口逐年减少的人口）中，如果人们在选择配偶时普遍遵从男大女小的常规婚姻模式，即使出生性别比完全正常，也会引发男性婚姻挤压问题。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偏高和婴儿死亡性别比的异常偏低，加上持续缩减的出生人口，将会加剧未来的男性婚姻挤压。估计90年代出生的人口在达到婚龄时，将会有10%的男性被挤出婚姻市场，终生不能成婚。王燕、黄玫：《中国人口婚姻挤压的状况及对生育保健的挑战》，《中国生育健康杂志》2004年第6期，第331～333页。当然，这种婚姻挤压不会在全国普遍出现，婚姻挤压最严重的将会是处于社会最底层和最边缘的群体，例如边远贫困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男性。对于婚姻挤压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有多种讨论，如对社会稳定和婚姻家庭和谐的影响等，但目前较少有相关的实证研究。

    在关于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后果方面，有不少讨论关注女婴的生命权和女童的生存权问题。同时我们更应当认识到，出生性别比偏高这一现象的存在会导致对育龄妇女的严重伤害。

    出生性别比偏高给育龄妇女带来了多方面的压力。首先是生育的压力。自有人口控制方案以来，几乎所有的控制生育措施都是针对妇女的。在一个近似封闭的人口（即没有人口流动）中，人口控制主要也就是控制生育。妇女在控制生育的过程中担负着主要责任，也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中国的计划生育也不例外，当计划生育服务有效地降低了生育率、把妇女从生育和抚养子女的负担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对妇女的身心产生负面影响。朱楚珠、李树茁等：《计划生育对中国妇女的双面影响》，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而出生性别比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妇女的身心健康。在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的地区，也是社区和家庭对儿子需求最强烈的地区，对育龄妇女必定要生一个儿子的压力也最大。而由于当前生育政策的限制，尤其是针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行政管理措施，要实现“至少有个男孩”的生育目标，难免会在很多方面与当地生育政策和规定发生冲突，妇女则处于冲突的焦点。例如有地方限定第二胎妊娠的人工流产必须有计生部门认可，否则不再批准二胎生育，这种做法并没有减轻社会和家庭男孩偏好对妇女造成的压力，而是形成两种力量在妇女身上的较量。妇女处于社区和家庭的生男压力与政策法规的少生和不选择压力之间，为了在计划生育政策允许的生育数量范围内选择胎儿性别，妇女往往会想方设法绕开管理的限制，选择胎儿性别，实现“生男”目标。制定这些政策法规的本意是控制出生人口数量和限制胎儿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但是在无形中又给妇女增加了一重压，实际上是对妇女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social wellbeing)方面的伤害。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调，主要是依靠产前胎儿性别鉴定技术和性别选择性流产实现的，而胎儿性别鉴定则主要是依靠B超机扫描实现。利用这种技术，最早需要在妊娠4个月时才能比较清楚地辨认胎儿性别，而妊娠4个月以上的人工流产会使妇女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因此，选择胎儿性别的普遍手段对妇女的生殖健康是有害的。近年来，由于行政管理加大力度，有些妇女离家到外地或选择私营医疗机构或个人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大月份流/引产，这些行为对妇女本人的健康更为有害。

    在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中，性别平等与赋权妇女是八个目标之一。出生性别比偏高则是社会性别不平等的一个具体表现。性别不平等限制了妇女和女童的发展，危害妇女的健康，也会影响男性的生活质量。而占人口一半的妇女和女童的发展机会受到限制，将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使整个社会乃至每一个人付出代价，降低所有人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