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转变的“机会窗口”

    通常，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从而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的特征（Williamson，1997）。如图7-1所示，在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图7-1人口转变与年龄结构变化之间的时滞期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处于上升，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比率相应提高。再经过一个时间差，当婴儿潮一代逐渐长大成人，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依次上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率趋于降低，随后逐渐开始人口老龄化。由此形成三个年龄结构阶段。

    人口年龄结构分布改变带来了人口的经济负担出现阶段性变化。在人口经济学中，通常用抚养比来反映人口经济负担状况。所谓抚养比，是指在总人口中处于被供养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间的比例。被供养人口是指0～14岁少儿人口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是指15～64岁人口。因此，抚养比可以分解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两个部分。在不同的人口增长阶段，人口抚养比的水平和结构都在发生显著变化。

    在第一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分布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形状。由于出生率很高，儿童占总人口比重大，少儿抚养比很高。由于死亡率也很高，人口的预期寿命短，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小，老年抚养比很低。因此，人口抚养比构成以少儿抚养比为主，人口的经济负担重，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

    在第二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分布呈现出典型的橄榄形状。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之后，人口金字塔的底部开始缩小，大量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先后进入了劳动年龄，总人口中经济活动人口数量大幅度上升。由于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和保持着低水平，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也逐步上升。但是，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人口抚养比开始发生逆转，由第一阶段不断上升趋势转变为不断下降趋势，人口的经济负担不断减轻。

    在第三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分布呈现出典型的倒金字塔形状。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长期保持着低水平，使得人口金字塔的底部进一步缩小。同时，人口预期寿命延长之后，大量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度过了劳动年龄，进入了退休年龄，人口金字塔的顶部不断扩大，老年抚养比出现大幅度上升，导致人口抚养比又一次发生逆转，从下降趋势转变为上升趋势。这时，人口年龄结构非常老化，人口的经济负担开始加重。与第一个阶段不同的是，这个阶段以老年人口负担为主。

    不同年龄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因而，处于不同的年龄结构阶段，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尽相同的影响。一般来说，在人口的较大比例由少年儿童或老人组成的情况下，社会负担率较高，生产性较低，对经济增长不利。而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则有利于经济增长。我们可以把所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负债——简称人口负债，而把那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红利——简称人口红利（Bloom et al.，2002）。由此可见，人口负担轻的第二阶段，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获得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期。

    世界银行在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人口转变的“机会窗口”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一人口转变带来的机遇，加快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World Bank, 2002）。在这个发展阶段上，丰富的劳动力数量提供了价格低廉的劳动成本优势，如果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同时，在人口老龄化高峰没有到来之前，人口年龄结构年轻既对社会保障支出压力小，同时又有助于提高储蓄率。如果资本市场健全，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就会起到加速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积累的效果。

    （二）人口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

    一般而言，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和技术进步三条渠道来对经济增长施加直接或间接影响。

    从劳动供给角度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与总人口增长在不同的人口转变阶段存在着差异。在人口经济负担上升阶段（即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一般小于总人口增长。在人口经济负担处于下降阶段（即第二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一般大于总人口增长。因此，人口转变带来了总人口中劳动力数量的相对改变。由于劳动分工能够带来规模效应，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将减弱分工效应，总产出和人均收入水平也随之下降。即使假定劳动力生产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数量相对减少也意味着总产出同比例下降。

    人口结构变化改变了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蓄分配比例，这是人口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二条渠道（Kelly，1973）。人口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它既包含了个人生命周期的变化，也反映了代际更替关系。从个人生命周期来看，年轻时刚参加工作，工资低，个人在结婚、住房、子女抚育等方面支出大，储蓄少。步入中年之后，家庭生活和工作相对稳定，职位和工资水平较高，开始为退休考虑和准备，储蓄率较高。一旦进入退休年龄，并且退出劳动力市场之后，个人便没有就业收入，主要依靠过去积累的储蓄和养老金等来源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因此，随着个人进入劳动年龄之后，个人储蓄变化是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如果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那么，这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有助于提高储蓄率。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相对较低，他们所承担的抚育和赡养等经济负担较轻，从而减少了家庭支出，提高了家庭储蓄的比例。

    如果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如养老、老人的护理、医疗等不得不大幅度上升，减少了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公共投资比例，私人储蓄和公共投资减少，导致总产出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随之下降。Peterson（1999）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①医疗成本以惊人速度上升。由于老年人需要更多医疗保健，这将给年轻一代带来庞大的医疗费用负担或者导致巨大的政府财政赤字。②不断扩大的养老费用支出，同样导致高额的保险费用或财政赤字。③不断上升的老年抚养比，导致经济不断恶化。④劳动力严重短缺带来经济总产出下降。⑤储蓄率下降（更少的年轻人储蓄，更多的老年人消耗他们的储蓄），导致投资减少。⑥从事工作的热情减少，或者改革阻力大导致经济缺乏活力。

    人口老龄化也会通过影响技术进步速度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人口老龄化降低了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技术创新能力下降，从而容易诱发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保护国内劳动力市场，削弱了技术进步和灵活劳动力市场对长期增长的贡献作用。根据欧盟的预测，劳动力供给冲击和公共财政冲击对欧盟和日本未来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大约为0.5个百分点，对美国的影响大约为0.25个百分点（Pench，2000）。

    （三）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广泛的争论。传统理论认为，人口规模过大和人口增长率过快是发展中国家陷于不发达的重要原因。这种理论是把技术变迁和人口增长都看作外生的，即技术变迁的动力和方向不依经济激励的变化而改变，人口增长类型也不因经济和社会发展而改变。从政策角度看，这种教条理论常常导致对经济发展乃至人类进步的悲观情绪，主张对人口增长采取控制的手段，使人们忽略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真实原因。自马尔萨斯以来人类生活水平的改善，不断地驳斥着这种理论教条。

    作为对传统理论的一个修正，一些学者把技术看作内生的，即认为技术对人口增长可以做出积极的反应。这样，从政策含义来看，技术变迁、经济增长不仅能够解决人口增长遭遇的资源问题，而且人口增长从来不会是一个灾难性的现象，甚至可以有利于经济增长。但由于这种理论没有把人口增长看作内生的，就容易忽略人口增长根据经济增长和技术变迁进行调整的事实以及必要性。从经验上来说，这种修正理论往往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许多贫穷国家和地区存在的人口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福利的压力。

    一种从人口转变理论出发的观点强调了人口增长是内生的，其转变类型是由经济增长和技术变迁诱致形成的。这种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不同的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观察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实现人口转变的必要前提。但是，由于把经济增长和技术变迁视为外生的，这种理论在解释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时或多或少地带有宿命的成分。从政策角度看，它容易使人们忽视人口政策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

    现存的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的不足之处，为我们正确、完整地理解这个关系提出了一个方法论要求，即正确的理论模型必须同时满足两个假设：①把长期的技术变迁看作内生的过程，即技术进步的强度、速度和方向对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变化会做出积极的反应。②把长期的人口增长看作内生的过程，即人口具有自调节的机制，会对技术变迁、经济增长和其他因素的变化做出反应。由于经济增长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人口增长与技术变迁两个内生过程的相互适应，就构成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这样形成的理论范式，就可以超越以往各种模型，弥补传统理论与经验不符的缺陷。应用这一理论范式观察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可以解释各个时期和不同国家出现过的实际现象。

    从长期的视角把人口增长和技术变迁看作内生过程，意味着两者之间在长期中可以互相适应，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均衡。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在任何时间、地点上都处于相互适应的均衡状态。正如经济学的基本范式是均衡，但经济处于完全均衡的状态反而是一种例外的情形一样，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也会经常处在不均衡的状态。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总是面临着不同的挑战，而不同国家或地区又分别处在不同的人口转变阶段上。人口特征以其不同的形态，或作为经济增长的催化剂有助于迎接挑战，或作为经济增长的瓶颈妨碍应对挑战。与此同时，各种短期的外部冲击也会随时打破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之间的良性循环。

    与经济增长及其短期干扰因素相比，人口变化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而当人口特征在短期内不能与经济增长的要求相适应时，就会出现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例如，在资源状况极端恶劣的增长环境下，过高的人口增长水平就会导致“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贫困恶性循环。这时，低水平均衡陷阱就不仅仅是一种虚构的理论假说（Nelson，1956）；在迫切需要在一个地区发育产品市场时，过低的人口密度可能导致规模不经济，成为市场网络形成的瓶颈（Johnson，1994）；当一个国家刚刚脱离战争、灾害等状态，亟待通过技术创新恢复经济时，人力资本存量的缺乏，就会造成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稳态，严重制约经济的恢复（巴罗等，1999；蔡昉等，2003）；在一个依赖劳动力数量投入的经济增长中，劳动年龄人口不足或老年人口比重过高，也会成为对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Bloom et al.，2002）。

    从经济增长理论角度看，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要在人均收入水平上赶超发达国家或地区，是一个达到经济增长及其结果趋同的努力（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也就是说，只有起点低的国家或地区以比起点高的国家或地区更快的速度实现人均收入的增长，才能实现与后者发展水平上的趋同。在资本报酬递减的假设下，新古典增长理论预言趋同的过程是一个经济规律（Solow，1956）。但各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表明，这种趋同是有条件的，即只有落后地区具备了与发达地区相同的增长条件时，趋同才有可能发生。人们可以看到的只是一种“有条件趋同”，而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绝对趋同”。经过经济学家从理论上推论并在经验上进行了检验的所谓趋同条件多达几十项，包括初始条件、人力资本、制度环境、资源禀赋、开放度等等（SalaiMartin，1996）。其中，人口结构也是经济趋同的因素之一。

    在一个标准的索洛-斯旺（Solow，1956；Swan，1956）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一个经济存在着所有变量都以一种不变的速率增长的状态，即处于其增长的稳态（steady state）中。一个经济的稳态决定了其常规的增长速度。如果不改变一个经济的稳态，持续的更快增长速度就不会实现。然而，不同性质的经济具有不同的经济稳态，或者说一个经济可以通过改变一系列条件而改变稳态。索洛最初观察到的决定不同经济具有不同稳态水平的因素包括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Mankiw, Romer and Weil，1992）。除上述因素外，人口结构因素对改变经济稳态也有重要作用。

    如果一个地区的人口结构更具生产性，即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很高，同时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有良好的机制得以诱致出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相对应的高储蓄；第二，生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之间具有适当的可替代性，则该经济有机会改变其稳态，获得以更高的速度增长的条件。因此，在特定的人口转变阶段，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为加速经济增长带来了可能性。

    经济史学家在考察西方经济增长历史时，发现了人口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绩效的证据。利用欧洲和北美17个国家在1870～1913年的经济增长和人口结构数据进行分析，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7）得出的结论是，把各国数据加权平均计算，新大陆的人均GD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0.47个百分点。这个增长率差别的绝大部分（大约为90%～100%）可以归结为新大陆在人口结构方面的优势，即主要通过具有年龄选择特点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相对提高了新大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在一些更为具体的事例中，这个结论也是比较具有说服力的。如美国高于法国人均GDP增长的0.3个百分点，完全可以由年龄优势予以解释。而意大利在赶超英国的过程中，如果不是存在着人口结构上面的劣势，本可以取得比超过0.3个百分点更好的绩效。（王德文 蔡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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