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亚的经济发展

    二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了殖民地的束缚，走向政治独立，寻求自己的经济发展。由于人口数量多，耕地和自然资源的数量相对贫乏，东亚地区的发展前景并没有被普遍看好。当时，一些人预言资源丰富的非洲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然而，经过40年之后，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地区，不仅克服了资源贫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且通过经济起飞改善了人民生活，实现了社会进步。东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骄人成就被誉为“东亚奇迹”，吸引着人们去探询它背后的故事。

    日本经济起飞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从1913～1950年，日本经济增长率每年保持在2.21%左右；从1950～1973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29％；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从1973～1998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71%（Maddison，2001）。图7-2中给出的日本人均收入也显示了相同的增长态势。在60年代，日本人均收入增长强劲，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9.34%左右。70年代之后，日本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一路下滑。在90年代经济泡沫危机之后，日本经济更加一蹶不振，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在2%以下，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而且也低于全球的平均增长率。

    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经济起飞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时间上比日本晚10年左右。从1960～2000年，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年平均分别为5.8%、6.3%、5.6%、6.4%（见表7-2）。在这40年时间里，“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在时间上呈现出一定的先后顺序。中国香港的人均收入在60年代增长最快，年平均为7.11%。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人均收入都是在70年代增长最快，年平均分别达到7.70%、7.84%。韩国的人均收入在80年代增长最快，年平均为6.52%。经过大约40年的经济增长，“四小龙”相继跨入了中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不过，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四小龙”的经济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增长速度有所放慢。

    快速的经济增长大幅度提升了日本和“四小龙”的人均收入水平。以美国人均收入水平为参照对象，图7-2显示了1960～2004年日本和“四小龙”人均收入水平的相对变化。1960年，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人均GDP水平分别为7093美元、1110美元、2203美元、3022美元和1012美元，分别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均GDP水平的50.2%、7.9%、15.6%、21.4%和7.2%。到2004年，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人均GDP水平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分别达到39195美元、12743美元、23636美元、27597美元和13609美元，分别相当于美国人均GDP水平的106.5%、34.6%、64.2%、75.0%和37.0%。

    东亚经济增长不仅显著地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而且收入分配、教育、健康等一系列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也都有明显进步。人类发展指数是一个综合了人均收入水平、收入分配、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事业等众多指标，用来衡量一个社会总体福利状况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人类发展指数的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越大，说明它的社会总体福利状况越好。

    1975年，日本的经济起飞已经完成，日本人均收入水平赶上并超过了美国。伴随着经济增长，日本的社会事业发展也有了长足的进步。1975年，日本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857，与美国的人类发展指数（0.867）非常接近。此后，日本和美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基本上表现出相似的上升速度。到2003年，日本的人类发展指数上升到0.943，美国则为0.944，两者基本一致。同样，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人类发展指数也有显著提高。1975年，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人类发展指数分别为0.707、0.725和0.761；到2003年，它们分别上升到0.901、0.916和0.916，比1975年提高了0.194、0.191和0.155，而同期的日本和美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分别上升0.086、0.077。这样，通过成功的经济追赶，日本和“四小龙”与美国无论在收入水平还是社会发展等方面，都有着趋同化的态势。

    (二)是什么创造了“东亚奇迹”

    在Solow（1956）经济增长模型中，物质资本增长、劳动投入增长和技术进步等因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一般而言，物质资本增长由外生的利率变量决定，劳动力数量增长由外生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等人口变量决定，因此，物质资本增长和劳动投入增长在长期都趋向于一种稳定状态。当经济增长过渡到稳态均衡之后，人均资本数量保持不变，这时，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全部来源于技术进步。

    如果把经济增长分解为资本投入贡献、劳动投入贡献和技术进步贡献，那么，扣除资本投入贡献和劳动投入贡献之后，剩余部分就是技术进步贡献，通常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表示。后来，内生增长模型在索罗模型基础上引入人力资本变量，将全要素生产率的一部分归为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作用。由于人力资本积累也是由人力资本回报的外生变量决定，那么，扣除人力资本之后的剩余部分，即代表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将是用来衡量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惟一因素。

    尽管同样是利用经济增长模型来解释“东亚奇迹”，但经济学家之间有不同的看法。Young（1994）认为，所谓“东亚奇迹”只不过是一种高投入的增长。从1966～1990年间，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增长主要来自要素积累。在此期间，“四小龙”的劳动参与率、人均受教育水平、投资率均大幅度提高。随着部门间劳动力重新配置，非农产业和制造业的就业增长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1.5～2倍。在25年中，“四小龙”人均收入增长6%～7%；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3%～4%。在控制了要素投入之后，“四小龙”的非农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同期的OECD国家、拉美国家没有本质差别。

    Krugman（1994）认为，神话般的亚洲奇迹只不过来自高投入的经济增长。这种神话与前苏联神话般的经济增长惊人地相似。前苏联通过计划手段广泛动员社会资源，推动了它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率是当时美国经济的3倍。当时，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虽然批评前苏联经济数据有夸大成分，但也承认其增长的事实。美国经济学家凯尔文•胡佛甚至得出“一个集体主义的独裁式政府在本质上比自由市场的民主式政府更能推动经济增长”的结论，他还预测前苏联经济将会在20世纪70年代初超过美国。Krugman用前苏联作为例子类比，预言所谓“东亚奇迹”缺乏可持续性。他还进一步将“四小龙”与日本做比较。他认为，日本在技术创新上接近美国，技术进步在日本经济增长中有很重要的贡献作用；但是，“四小龙”则没有明显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这种没有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有可持续性。

    Bhagwati（1996）认为，“东亚奇迹”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实。“四小龙”无论是经济增长率还是投资率都非常高，并持续了20～30年，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Krugman认为“四小龙”没有技术进步是错误的，因为他忽略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追赶也是一个技术上的学习和创新的过程。如果把东亚经济增长按照每10年作为一个时段来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技术进步上是递增的。同时，Krugman对前苏联的经济增长持续性的解释也难以令人信服。根据Desai（1990）的研究，缺乏有效激励所导致的经济低效率，是前苏联计划经济走向崩溃的原因，而不是来自边际报酬递减所带来的投资下降。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其说是“奇迹”，不如说是“魔术”。选择出口导向战略带来的出口增长、国际竞争、FDI流入、人力资源开发等因素，不仅刺激了国内投资，而且也推动了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

    World Bank（1993）从1991～1993年，组织有关专家对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8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世界银行认为，东亚经济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不仅来自资金和人力资源的高速积累，而且还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预。“东亚奇迹”中2/3归功于投资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等要素投入，1/3归功于劳动生产率改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东亚经济能够更好地配置物质和人力资源，并把它们用于高产出的投资领域和掌握先进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讲，东亚经济获得成功没有任何“奇迹”而言。但是，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更好地配置物质和人力资源，在于它们实施了一系列共同的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并在保证宏观经济稳定的前提下，充分开发其丰富的人力资源。“东亚奇迹”的实质是不仅有经济高速增长，而且实现了收入分配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