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人口转变可以划分为三个有突出特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1957年，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出生率保持在高水平的情况下，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再生产出现了第一次增长高峰。新中国成立之后，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与发展，带来了人口迅速增长。1950～1954年，人口出生率在短期内有所提高，在37‰以上。此后有所下降，但都在30‰以上。同时，随着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各种危害人民生命的急性传染病很快得到控制。在很短的时间内，人口死亡原因就由以传染病、寄生虫病为主，转为以心脏病、脑血管病、癌症为主，使得死亡率急剧降低。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人口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57年的10.80‰。随着死亡率的迅速下降，中国人口的再生产类型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且转变速度之快，世所罕见。

    第二个阶段是从1958～1998年，这个阶段相继经历了一个人口发展非正常时期和两次增长高峰，突出特征是死亡率保持在低水平的情况下，出生率大幅度下降。由于政策方针失误和自然灾害影响，1958～1961年是中国人口发展非正常时期，人口再生产的自然演变过程被中断，死亡率异常上升，1960年达到25.43‰，导致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此后，中国人口增长进入了第二次高峰期。1962～1965年是对被打断人口增长过程的补偿和恢复，从1966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和计划生育政策在70年代中期推行，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但是，进入1980年以后，50年代和60年代两次人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相继进入婚育年龄，中国人口增长进入了第三次高峰期。除1984年外，1981～1990年的出生率均在20‰以上，而死亡率一直保持在7‰以下，自然增长率在15‰左右波动。不过，与第二次人口增长高峰比较有显著降低的趋势。进入90年代之后，在死亡率保持低水平稳定的情况下，出生率不断下降，使得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到199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由70年代初的20‰以上下降到10‰以下。

    第三个阶段是从1999年开始，中国人口再生产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型人口增长阶段，这个阶段的显著特征是人口数量长期保持着低水平增长的状态。从趋势上看，由于人口逐步老龄化，人口死亡率将略有提高。如果死亡率超过出生率，那么，人口数量甚至会出现负增长。按照联合国中位方案预测，在未来50年时间内，中国人口出生率保持缓慢下降趋势，死亡率保持缓慢上升趋势，大约在2030年前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基本接近，人口数量达到高峰。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结果基本相同。2030年之后，由于死亡率超过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负值，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

    随着人口转变，中国人口抚养比也发生了阶段性变化。图7-8描述了1949～2050年中国抚养比变化趋势。1949～1964年，总抚养比保持不断上升趋势，从60.95%上升到79.37%；其中，主要是来自少儿抚养比的迅速上升，从同期的54.21%上升到72.99%，而老年抚养比保持在7%～8%。在这个阶段，总抚养比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口的经济负担不断加重。

    1964年是中国总抚养比变化的第一个转折点，此后，总抚养比持续下降，这种下降主要也是来自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老年抚养比开始出现缓慢上升，但它不足以抵消少儿抚养比下降的幅度，这种态势一直保持到2015年前后。此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导致老年抚养比迅速上升，并在绝对水平上超过少儿抚养比，使得总抚养比开始出现第二个转折点。因此，1965～2015年，是人口转变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人口经济红利的阶段。1964年之前和2015年之后，是人口转变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人口经济负担的阶段。

    （二）中国人口转变的增长效应

    伴随着人口转变，人口的年龄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即首先是少儿年龄人口比重逐渐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并且在很长时期里，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并不严重。例如，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期间，少年儿童（0～14岁）占人口比例从36.3%降低到22.9%，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比重从59.3%提高到70.2%，而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比重从4.4%上升到7.0%（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1）。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少儿抚养比以及总体抚养比的迅速下降，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个特征（见图7-9）。在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负担较轻的条件下，产生了两个潜在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即所谓人口红利。

    （1）在具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这一潜在人口优势的条件下，劳动的参与率和就业率均保持在较高水平上，就意味着一个人口结构产生的充足劳动力资源得到了较好的利用。在1978～2002年，经济活动人口逐年增加，其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即劳动参与率也达到很高，保持在70%～86%的水平上，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同时，经济增长带动了就业的增长，虽然就业的部门结构和所有制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总量保持持续的增长。图7-10图7-10经济活动人口、就业人口和劳动参与率注：劳动参与率为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

    （2）经济活动人口比例高且就业率较高，使得社会储蓄总量大，经济活动中的剩余总量也大。这帮助中国在这一期间达到了很高的储蓄率。用每年固定资产形成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改革期间储蓄率始终在30%以上，1993年最高时达到44%（见图7-9）。一方面，这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及在促进就业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了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整体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减轻了社会的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的生产性，人口红利最大限度地得以利用。此外，人口优势蕴含的高储蓄率的实现，还有赖于市场化改革为储蓄和投资创造的逐渐改善的环境和机制。

    从理论角度看，在稳态经济增长条件下，劳均收入增长是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自然资源禀赋、体制和政策等一系列重要经济变量决定的。由于劳均收入增长没有考虑人口结构变化因素，因此，可以构造一个含有人口结构变量的增长函数模型，来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改革以来的分省人口结构变动资料分析表明，总抚养比的边际效应为-0.115，即总抚养比每上升一个单位，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0.115个百分点，反之亦然。1982～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了20.1%，带来经济增长速度为2.3%，同期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在8.6%左右，相当于人口转变对人均GDP增长贡献为26.8%，即1/4强。

    通过对1978～1998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分析（蔡昉等，1999），我们观察到，在此期间实现的年平均9.5%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物质资本对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8%，劳动力数量对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4%，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部门转移，即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农业）向生产率高的部门（非农产业）流动过程对增长的贡献率为21%，余下的未解释部分，可以看作是其他体制改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世界银行（1998）的一项类似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对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份额为17%，劳动力转移贡献了16%，而一个较大的未解释部分为30%。

    在上述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中，物质资本与总体抚养比低所体现的人口红利，与具有很高的储蓄率相关；劳动力数量则直接就是高比例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果；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也得益于农村具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而具有大规模劳动力转移的势能；人力资本是对人的投资，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以社会具有一个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为前提的。可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通过改革开放达到的高速增长，得到了有利的人口结构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