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绩效，不仅取决于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在于增长速度的可持续性以及经济增长的质量。在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连续27年的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经济增长成绩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中仍然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当有利于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条件开始发生变化，在很长时期里作为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的高储蓄率，以及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优势将逐渐弱化，意味着经济增长源泉面临转换。

    突破经济可持续增长面临的各种制约，要求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本章重点分析人口和劳动力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考察未来在人口条件变化的条件下，经济增长面临的严峻挑战，提出实现未来持续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一 中国经济增长靠的是什么

    通常来说，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以下源泉：土地（或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土地（或自然资源）是进行任何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是进行生产的载体。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有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物质资本是用于投入再生产的部分。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中，经济学家很早就发现，除了常规的生产要素投入增加导致经济总量(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外，往往还有一部分增长不能由这种要素增加来解释。也就是说，除了资本和劳动对产出增加做出贡献外，还有一种未被发现的因素在起作用。稍早的时期，人们把这个未知的因素叫做该生产函数的“残差”(residual)。后来，经济学家逐渐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认为这个未知的因素，实际上是一系列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综合表现，所以将其叫做“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通常体现在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或初级产品上面，表现为农业经济相对大的份额，或者初级产品出口的较大份额。但是，依靠不可再生资源维持增长是不可能长久的，因此，这种增长方式终究要遇到一个转折点，即从依靠资源转向依靠可再生的物质资本的积累。大部分发展经济学和早期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逻辑，就是从这个转折点开始的。这个转折能否成功的标志，就是能否把国民储蓄水平提高到具有打破贫困恶性循环的临界最小水平。能否实现这个转折，是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最关心并且进行了充分讨论的问题，恰好是库兹涅茨关于农业经济和现代经济增长的分野。目前仍然处在不发达状态的国家，本质上就是没有跨越这个必要的门槛。一旦实现这个转折之后，资本及其积累水平在经济增长中就开始成为至关重要的要素。

    例如，刘易斯（Lewis, 1954）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迅速的资本积累，或者说如何把储蓄率和投资率从4%～5%或更低的水平，提高到12%～15%甚至更高的水平。罗斯托（2001）也把储蓄率和投资率从5%上升到10%或以上作为经济起飞阶段的条件。因此，在最早的经济增长理论中，资本被看作是惟一需要关注的生产要素。例如，标准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仅仅考察的是储蓄和投资、资本—产出比率及其与产出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琼斯，1994）。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投资增加从而工业部门扩大就是经济发展的代名词（Lewis, 1954）。

    由于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资本积累并不能无限地保持经济增长，终究要遇到第二个转折点，即把经济增长源泉转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或生产率提高。在这个转折点上，国家之间会发生分化，经验表明，有三种可能的路径。第一种是实现了这个转变，生产率提高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例如，从TFP提高对增长的贡献来看，美国在1948～1973年间高达52.5%，在1948～1996年间为35.3%（Hulten，2000）。第二种是没有实现这个转变，如由于劳动力短缺造成资本报酬递减，从而未能保持其高速经济增长的前苏联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第三种是一些人口转变完成较快，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创造了充足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这样的经济增长条件，使得资本报酬递减过程后延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一旦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长，老龄化过程加速并加深，经济增长可资利用的人口红利便消失，增长源泉必须转移到依靠生产率的提高上。

    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先例表明，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经济扩张，生产率没有实质性增长的国家，尽管在一定时期也可能实现高速增长，但是，最终都被证明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例如，前苏联曾经表现出比西方国家快得多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由于其增长是典型的靠增加投入而在外延上实现的，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微小，而且呈现日益降低的趋势，导致经济增长不能持续（吴敬琏，2003）。

    在计划经济时期（1958～1978年），中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3.9%。在这个增长率中，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份额为负数。资本和劳动力对增长率做出的贡献中，有大约13%被生产率的降低给抵消掉了（表8-1）。分析中国各个时期增长率贡献的文献有很多，估计结果不尽相同。但是，大多数同意在计划经济时期生产率贡献为负，改革以后这一贡献大大提高（杨坚白，1991；世界银行，1998）。我们借用表8-1的估计说明问题，符合大多数经济学家一致同意的结论。改革期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到9%以上，TFP的贡献率也大大提高，与亚洲“四小龙”的相应时期十分相似（帕金斯，2005）。在这一期间，中国的对外开放速度是空前的，对外开放程度也不断加深。例如，贸易依存度从1978年的9.8%，提高到1985年的23.1%、1995年的40.2%，以至于2004年的69.8%。在1979～1984年间，全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只有41.04亿美元，2004年一年则达到606.30亿美元，增加了14倍。由于引进设备投资的技术是比较先进的，并且有逐渐提高技术层次的趋势（Jiang, 2002），因此，生产率提高的很大部分是从对外开放中获得的。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所造成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保持了长达1/4世纪的高速增长。

    有研究对1978～1998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更详细的分解，结果发现，在此期间实现的年平均9.5%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物质资本对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8%，劳动力数量对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4%，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部门转移，即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农业）向生产率高的部门（非农产业）流动过程对增长的贡献率为21%，余下的未解释部分，可以看作是其他体制改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蔡昉等，1999）。世界银行（1998）的一项类似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对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份额为17%，劳动力转移贡献了16%，而一个较大的未解释部分为30%。

    可以看出，改革期间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两方面的效应：首先，市场化改革特别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发育带来了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矫正了计划经济时期严重不平衡的劳动力资源配置，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源泉。蔡昉等（1999）的研究结果即是一个极好的证明：1978～1998年间，GDP增长率中有21%来自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贡献。其次，人口转变的提早完成，使中国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逐年上升的阶段，劳动力供给丰富，储蓄率持续攀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估算表明，如果用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结构具有生产性的代理指标的话，改革期间总抚养比的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为27%（王德文等，2004）。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企业得以克服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实现了连续27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也形成了过分依赖生产要素投入的惯性，而不是生产率提高驱动式的。根据经济学家的估计，改革以来，由于非公有经济的成长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增长中TFP的贡献份额有很大的增长（Wu, 2003）。但是，观察TFP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应该注意到几个特点：第一，TFP贡献份额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即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从边际生产率低的部门向边际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的结果，真正由技术进步和微观效率改进做出的贡献微不足道（蔡昉等，1999）。第二，TFP贡献增长率在不同部门是有差异的。一项分部门的估计表明，在1991～1997年间，只有农业和交通、邮电和通讯业有迅速的TFP增长，而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TFP增长率较低，甚至有所下降（Hu and McAleer, 2002）。第三，1987～2001年间，在整体生产率稳步改进的同时，如果把环境生产率与市场生产率分别观察的话，反映减污技术利用效率的环境生产率实际上是下降的（Kaneko and Managi,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