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

    （一）西部农民收入的总体增速依然落后于国民经济增速及全国平均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年份，我国农民收入实际增长率均落后于人均GDP的增长率。特别是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实际增长率一直落后于人均GDP的增长率，农民的相对收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在不断减少。而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幅度与全国平均水平仍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同全国农民收入相比，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速落后于GDP增长幅度的问题更加突出，2005年落后于同年GDP增长幅度4.5%。农民收入增速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差距的存在，一方面，说明农民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农民收入的边缘化倾向。同时，从第一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到，虽然个别省区市农民收入增速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但绝大多数增长有限，农民收入总体水平仍然落后于全国水平。这说明西部地区农业发展依然比较落后。

    （二）农业生产条件先天不足及收入结构失衡，加大了农民增收难度

    我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但其中不易利用的沙漠戈壁和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较多，生存条件差、农业生产条件不足、气候相对恶劣、多种灾害严重、水利条件差、机械化程度低、农业科技服务跟不上等诸多问题的存在，加之经济基础薄弱、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低，束缚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民返贫现象时有发生。同时农户二、三产业的收入比重偏低，收入对农业的依赖性大，也影响了农民收入增加的质量和速度。在西部地区，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仍是农民收入的主体，在家庭经营性收入中农业收入所占比重偏大，二、三产业的收入比重较小是影响家庭经营性收入质量提高的一大障碍。而农业表现出风险大、收益不确定的弱质性，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农民收入也必将具备增长的弱势性。因此，今后二、三产业如果能有更大更好的发展，那么农民收入的稳定性提高，收入也会更上一个台阶。

    （三）财政支农力度有限，政策落实还须加强

    虽然各项惠农政策对农民增收的作用不断增强，但各项政策对农民增收的推动作用还有许多不足之处，这主要体现在：财政支农资金比重偏低，其增速与财政收支不同步。换句话说，新增财政收入与支出中用于支农部分的明显不足。按照《农业法》中“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的要求，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投资比重应提高到10%以上。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一直不高，“六五”时期为8.69%，“七五”时期为9.38%，“八五”时期为9.75%，“九五”时期为9.29%，2001~2003年为7.33%，2004年为9.22%，2005年比2004年又略有下降。另外，从预算报告看，2006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用于“三农”的支出将达3397亿元，比2005年实际执行数增加422亿元，增长14.2%，但从近几年的经验来看，其增长水平将很难高于中央财政总收入、总支出的增长水平。也就是说，即使在2004年以来国家对农业、农村的基本建设投入明显增加的背景下，这一指标也没有超过10%。另外，还有财政支农资金效率不高的问题。一些利农政策落实到位不理想，有难度，如各种补贴政策、乡镇机构改革、乡镇财政、农村教育、医疗保险、农村金融、农村扶贫等多方面惠农政策或改革能否稳健推进，达到预期效果，并且这些政策是否具有长效性，都备受人们关注，政策的落实还须加强。

    （四）农资及涉农服务价格过高削弱了农民增收效果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过快增长抑制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产品价格提高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力度，体现出了价格对增收的负向性。如化肥价格、农用薄膜价格上涨等。2004年，全国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平均上涨10.6%，由此导致平均每亩生产投入增加17.1元，其中用量最多的化肥上涨12.8%，直接影响了种粮收益，继而影响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2005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8.3%，其中化肥价格上涨12.8%，种子价格上涨10.7%，农用机油价格上涨11.1%。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导致种粮效益下滑，2005年粮食亩均纯收益243元，比上年减少27元，下降10%；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全国平均每亩粮食生产投入223元，比上年增加21元，增长10.4%。另外，水、电费及一些涉农服务收费价格也有明显的上涨。生产资料及服务性价格上涨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农民要么减少购买量，从而减少生产投资，直接影响生产后劲；要么保证必要的生产投资，从而直接增大生产成本，抵消收入，降低了生产效益，甚至可能导致增产不增收的尴尬局面。

    （五）农民在市场中创收的弱势地位没有改观

    市场对农民生产、农民增收具有较强的导向作用。从理论上讲，市场需求决定了农民生产，也就是说市场需要什么，农民生产就应转向什么，生产跟着市场变化走，才能增产又增收。但在实践中，西部地区由于农村市场信息体系不健全，渠道不畅，农民相对于市场，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出现了生产与市场需求之间的滞后，从而造成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民增收成效不明显，甚至失效的结果。另外，农村信息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存在巨大的数字鸿沟。截至2005年底，我国农村电话普及率为13%，仅为城市普及率的36.2%；农村互联网用户普及率为2.6%，仅为城市普及率的15.4%，另外，还有2.9%的行政村未通电话。

    （六）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不利于增收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贫困的关键因素是人，改善人口质量，可以显著地提高经济前途和福利。人口质量体现的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经由对人的教育、培训和健康投资而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等的总称。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偏低，是导致他们在劳动市场上竞争力弱和当地经济不发达、人民收入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资料显示，西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比重是48.1%，外出劳动力只有69.8%受到过初中以上的教育，西部农村劳动力中很少识字的比重达14.1%，外出劳动力对应比重仅占5.5%。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一方面难以接受新农业科技知识，制约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致使广大农村大多仍停留在传统的耕作模式上。另一方面，适应不了当前非农产业的发展要求，基本上均从事传统的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贸易业及低层次的服务行业，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新兴第三产业，这将制约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流向、流量和流速。劳动者文化程度低，转移的区域及选择的余地就小。虽然采取各种途径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力度，已经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但目前效果还不理想。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低，绝大部分是自发或亲朋介绍。实现转移后的劳动力，在就业、待遇、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没有保障，经常受到不公平对待，这些也都进一步限制了劳动力的转移。农村人口医疗、社会保险机制缺乏，使得农村看病难、看病费用高的矛盾突出，制约着人口身体素质的提高。若遇大病，农民更是无从应对，往往造成一病致贫，甚至倾家荡产的结局。医疗支出大已经成为影响农民增收持续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劳动力素质低已经成为西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增收的主要障碍。 (杨卫军:西安理工大学经济系;本文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