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农民生活宽裕方面的需求

1.农民预期的增收方式

在了解农民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活宽裕的理解时，农民都提到了家庭收入，表明只有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才是生活宽裕。由此可见，在农民心中“钱”的多少是生活宽裕的最重要标准。由前面的分析数据可知，有75％左右的农民对目前家庭的经济状况不是很满意，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增加收入的迫切需求。

农民更愿意通过打工和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来增加家庭收入。不同类型的农民间的差异较大。不同地区间的差异表现为甘肃60.8％的农民打算通过进一步发展种植业来增加收入，显著高于其他省，而选择打工的只有18.3％，明显低于其他省；河北和湖南两地农民打算通过发展种植业和打工两种方式的人数基本相同，占30％~40％；江苏50.0％的农民选择打工，明显高于其他省，选择发展种植业的只有22.5％，另外，江苏选择发展养殖业的最低，只有5.0％，而选择做买卖的最高，是其他地区的2倍左右。不同性别农民的差异较小，但有趣是女性农民选择外出打工增加收入的比重略高于男性，现在外出打工人群以男性为主，而更多的女性希望外出打工，说明女性希望走出农村、为家庭作更大贡献的愿望。60岁以上农民更多选择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来增加其家庭收入，这与其身体条件相关。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选择打工方式的较多，而且文化程度越高，农民选择通过做买卖增加收入的比例越高。从事农业的农民更愿意选择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来增加家庭收入，从事兼业和非农业的农民更愿意通过外出打工增加家庭收入，从事非农业的农民选择做买卖的比例是其他职业农民的近4倍。试点村选择做买卖和发展养殖业来增加收入的比例明显高于非试点村，而选择打工和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又低于非试点村。不同类型的农民均有一成左右选择通过发展养殖业增加其收入。

在对数据进一步地分析发现，农民希望增加收入的途径和农民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有很大的关联，即农民家庭以什么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则此户农民仍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增加收入，以种植业为主要家庭收入的农民中，61.0％在今年打算通过进一步发展种植业增加收入，以打工为主要家庭收入农民中，57.8％在今年仍然希望通过打工增加收入，养殖业和做买卖的情况也基本一样。为什么大多农民对自己家庭经济状况不是很满意的情况下，还是希望通过原有的途径增加收入呢？这是因为：第一，我国农村地区发展除种植业之外的产业的可能性很小，这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及农村地区经济基础薄弱有关，而种植农作物和打工是投资相对少，而且也是我国农民家庭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方式，所以农民大部分只能依靠种地和外出打工增加收入；第二，农民的“理性选择”。农民是相对脆弱的群体，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和适应新事物能力较弱。在选择增加收入的途径时他们宁愿选择原有的方式，这是回避新事物和新风险的理性选择。农民已经习惯原有的方式，对其存在的风险和困难已经有所准备和预防，当让他们采取新的方式来增加收入时，他们缺少抵御风险和困难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所以宁愿选择原有的方式。

2.农民在生活宽裕方面的需求

农民对于新农村生活宽裕的理解，不仅包括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和提高，还有村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等。农民所关心的内容被提到的频率由高到低依次是：农民收入的增加、教育条件的改善、就医条件的改善、居住环境的改善、村中困难人群的帮扶、外出务工途径和待遇、信息渠道的拓宽及购物条件的改善等。

按照农民对这些内容的最关心程度进行排序的结果显示，将农民收入的增加这一项排在第一位的有282位农民，占到总数的60.8％，其次是教育条件的改善，占到17.1％，就医条件的改善占7.4％，居住条件的改善占5.7％，外出务工途径和待遇占4.0％，村中困难人群的帮扶占3.8％。极少数农民将信息渠道的拓宽排在第一位（0.8％），没有农民将购物条件的改善排在第一位。

不同类型的农民在生活宽裕方面最关心的内容有一定的差异。河北农民最关心教育条件的改善、就医条件的改善、村中困难人群的帮扶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省，湖南农民最关心居住环境的改善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省，而最关心就医条件的改善的比例在4个省中最低。女性最关心教育条件的改善的比例是男性的两倍。30岁以下的群体最关心教育条件的改善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在就医条件的改善、村中困难人群的帮扶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加，最关心的比例显著增加；而且文盲农民最关心的比例是其他年龄段的2~6倍，说明越是弱势群体越关心社会保障方面的内容。对所有研究社区村干部进行调查的结果也表明，村干部最关心的同样是农民收入的增加，选择这一项的比例为870％，但是没有一位村干部将教育条件的改善排在关心内容的第一位。

3.农民期望政府帮助解决的问题

农民在生活宽裕方面的需求，不仅要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来实现，同时也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农民反映的急需政府帮助解决的问题中，孩子的学费负担被提到的次数最多，占52.9％，其他依次是看病难和看病贵（44.6％）、农产品销售（29.0％）、基本生活保障（21.7％）、就业问题（21.0％）、养老问题（19.2％）等。

在上述需要政府帮助解决的问题中，农民最急需解决的是教育负担问题。从农民对急需解决问题的排序结果看出，排在第一位的选择中，30.5％的农民选择了孩子学费负担，选择看病难和看病贵、就业问题、农产品销售问题、养老问题和基本生活保障问题的分别占到17.1％、12.1％、11.5％、8.8％和4.2％。

不同地区的农民最急需政府帮助解决的问题也有一定的差异。甘肃和湖南的农民最急需政府帮助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的比例高于其他省，湖南农民最急需政府帮助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的比例最低，这与湖南农民最关心就医条件的改善的比例在4个省中最低相一致。江苏农民最急需政府帮助解决就业问题的比例最高。在男女性别之间，女性最急需政府帮助解决孩子学费负担问题明显高于男性，而在看病难、看病贵与农产品销售方面，男性明显高于女性。

在不同年龄段农民中，年龄越高，最急需政府帮助解决养老问题、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的比例越高，而急需解决就业问题的越低。30~45岁农民最急需政府帮助解决孩子学费负担问题的比例最高。而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间，受教育程度越高，最急需政府帮助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的比例越高，这主要与不同文化程度农民所从事的种植结构有关系，有些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从事经济作物如葡萄等的种植，这样他们更需要政府帮助解决产品销售问题。不同职业的农民需要政府帮助解决的问题的差异表现为非农业农民更加需要政府帮助解决养老问题。

在调查过程中，研究者也对农民认为需要政府帮助解决的问题现状进行了了解，具体情况如下。

（1）教育负担问题。农村家庭的最主要支出是子女的教育费用。很多农民把子女的将来、自己的养老和其他没办法实现的愿望都寄托在子女的学习上，认为只有上学、掌握知识、考上大学才能拥有进入城市的资本，才能摆脱现在的清贫生活。因此，家庭的其他支出都要给子女的教育支出让步。近年来，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禁止学校乱收费的规定，但是部分地方乱收费的现象依旧很普遍。即使没有乱收费现象，子女的学费对农民来说也是巨大的负担，有子女上初中和高中的家庭每年需要在其教育方面支出数千元，而子女上大学的支出费用对农民来说更是巨额数字。子女的教育支出无疑成为农民家庭最重的负担，因此也成为农民最希望政府帮助解决的困难。

（2）医疗问题。在8个研究调查村，村里的卫生所一般都由私人经营，医生大多为赤脚医生。农民反映，平时遇到像感冒这样的小病会到卫生所买点药，遇到大病或紧急情况，村卫生所根本起不了作用。但是即使到了乡里、县里或更高级的医院，虽然病可以看，但是高昂的费用却往往让农民望而却步。虽然很多农村地区现在实行了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可以帮助农民报销一定的医疗费用，但程序烦琐，报销的难度大。调查发现，有些地方的合作医疗基本上是强制实行，村干部为了完成指标，甚至用农民的退耕还林专项款直接为农民交了医疗保险的费用，结果是很多农民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参加了合作医疗，对合作医疗的作用也知之甚少。

（3）就业问题。农民大多依靠农业生产和打工收入来维持家庭生计。由于农业生产收益会受到自然灾害、生产资料价格和农产品价格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不稳定，外出打工不仅要慎重选择打工地点，还要承受背井离乡之苦，因而多数农民希望政府能够在社区附近或乡镇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并保证工作与收入的稳定。

（4）农产品销售问题。我国农村目前仍然以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为主，农产品一般为自产自销，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才刚刚起步。当前农村的这种生产销售模式决定了农民必须自己面对市场、寻找销路，由此可能导致农产品的价格不高和销售困难，农民缺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农民希望政府可以在农产品销售方面给予帮助，或者在农村成立销售性的组织或机构，这样农民就可以放心地加大种植或养殖的投入，收入也会相对稳定。

（5）养老问题。对于养老问题，农民的传统做法是“养儿防老”。农民一般把养老当成是“自家的事”，这也是为什么调查中农民选择“希望政府帮助解决养老问题”的比例较低的原因所在。但调查发现，如果农民家中只有女孩，那么农民就会很关注养老问题，往往把养老问题摆在希望政府帮助解决的问题的第一位。所以对于农村养老来说，重要的是转变农民的观念，让农民了解养老也是一项社会事业，是需要社会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同时，社会养老事业在农村必须得到充分发展，农民才有可能转变认识。

还需指出的是，有57位农民选择了“不需要政府帮助解决问题”。问及原因，有的农民说，现在政府负担太重，不能再给政府添麻烦了；有的农民说，政府只能是政策上给予扶持，根本上还得依靠农民自己；还有农民表示，虽然国家在大力帮助农民解决问题，制定有利于农民的政策，但这些政策“一到地方就变质了，根本实施不了，所以还不如依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