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农村社会风气状况及农民的其他需求

（一）农村的社会风气现状

1目前农村最需要及时纠正的不良风气是赌博

在调查中发现，45.0％的农民认为目前村里最需要及时纠正的不良风气是赌博，其余选项中所占比例较高的是小偷小摸（17.7%），而迷信（5.8%）、打架斗殴（3.8%）、不讲卫生（8.3%）、破坏公物（4.0%）等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另外还有13.8％的农民认为目前生活的社区中没有任何需要纠正的不良风气。

4个地区农民选择赌博的比例都最高。但相比之下，河北与江苏两个地区选择赌博的比例相对较低。河北农民选择不讲卫生（16.7％）和破坏公物（10.0％）的比例要明显高于其他3省，而江苏则有26.7％的农民认为村中没有需要及时纠正的不良风气，所占比例是4个地区中最高的。在选择迷信作为社区里最需要及时纠正的不良风气农民中，30岁以下和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比例最高。另外，文化程度为文盲的农民认为村中没有不良风气的比例最高，达到35.6％，高于选择赌博的比例。

2.农民对社区治安状况的满意度较高

总体上说，农民对村庄的治安状况普遍反映良好。结果显示，对社区治安表示不满意的农民比例仅为23.5％，而社区中影响到治安状况的一般都是小偷小摸等不良行为，抢劫等严重刑事犯罪现象较少。

相比之下，湖南被调查农民对村庄治安状况的满意度最低，江苏农民对村庄治安状况的满意度最高。试点村农民对于村庄治安状况的满意度高于非试点村的农民。

3.农民普遍有接受法制教育的需求

关于“对农民进行法制教育是否有必要”的问题的回答中，89.6％的农民都认为很有必要，认为没有必要的农民仅占2.7％，而选择无所谓的农民比例也仅为7.7％，这不仅反映出了农民对于法制教育的普遍需求，也反映出了农民的法制观念在逐渐提高，保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也在加强。

不同文化程度者对法制教育的需求程度存在差异：文化程度越高，选择很有必要的比例就越高，选择无所谓和没有必要的越低。由此可见，文化程度的差异影响了农民对于法制教育的认识，其需求度也随着文化程度的改变而变化。

4.80％以上农民希望改善村民的卫生习惯

研究发现，关于“农民的卫生习惯是否需要改善”的问题，80.8％的村民认为很需要，11.0％认为无所谓，8.1％觉得没必要。其中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越认为农民的卫生习惯很需要改善，而文化程度越低的农民越认为不需要改善。在年龄方面同样也存在相同的趋势，越年轻的农民越认为很需要改善，反之亦然。在调查时，许多农民认为目前社区居民的卫生习惯不甚理想，乱扔垃圾的现象严重，一些死牲畜和家禽被随意抛弃，这些行为都需要加以改善和进行纠正。但许多农民表示，改善农民卫生习惯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的自身素质，而农民素质的提高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改善农民卫生习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5.农民对村庄文明与文化建设的需求排序

在村庄文明与文化建设方面，根据农民所希望的活动被选择的频次排序，即农民表示需要开展这些活动的比例，依次为对农民进行培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加农民的法制知识，保护农民权益；改变农民不良的生活或卫生习惯；改变农村黄、赌、毒、迷信等不良风气；增加村民的文化活动，如放电影、看戏、扭秧歌等；改善村里的治安环境；增加娱乐、体育设施。即农民需求最多的是培训，其中养殖、种植技术方面的培训对农民来说最急需。由此可见，农民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保护自身权益的需求最为普遍，六至七成农民有此需求；同时，农民对塑造良好社区文化环境的愿望也占较大的比例，四成左右的农民有这类需求。

在村庄文明与文化建设方面，农民认为最重要的活动排序与上面反映农民需求普遍性的排序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改变农民不良的生活或卫生习惯”由农民需求比例排序的第3位变成重要性排序的第5位，其他顺序没有改变。依次为对农民进行培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31.6％）；增加农民的法制知识，保护农民权益（18.4％）；改变农村黄、赌、毒、迷信等不良风气（16.2％）；增加村民的文化活动，如放电影、看戏、扭秧歌等（15.9％）；改变农民不良的生活或卫生习惯（10.0％）；改善村里的治安环境（5.1％）；增加娱乐、体育设施（2.7％）。

在村庄文明与文化建设重要活动的优先序方面，主要差异表现在：

（1）在4个地区之间，甘肃农民认为“对农民进行培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最重要的比例最高；河北农民认为“增加村民的文化活动，如放电影、看戏、扭秧歌等”、“改变农民不良的生活或卫生习惯”和“增加娱乐、体育设施”最重要的比例最高，而认为“改变农村黄、赌、毒、迷信等不良风气”最重要的比例最低；湖南农民认为“改变农村黄、赌、毒、迷信等不良风气”最重要的比例最高，而认为“增加村民的文化活动，如放电影、看戏、扭秧歌等”最重要的比例最低。

（2）在男性与女性农民之间，男性农民认为“对农民进行培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最重要的比例最高；而女性农民认为“改变农民不良的生活或卫生习惯”最重要的比例最高。

（3）年龄越大的农民，认为“增加村民的文化活动，如放电影、看戏、扭秧歌等”最重要的比例越高；60岁及以上老人认为“增加农民的法制知识，保护农民权益”最重要的比例最低。

（4）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认为“对农民进行培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最重要的比例明显越高；文盲农民认为“增加村民的文化活动，如放电影、看戏、扭秧歌等”最重要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文化程度的农民，认为改变“农村黄、赌、毒、迷信等不良风气”和“增加农民的法制知识，保护农民权益”最重要的比例均为最低，而且差异尤其显著。

（5）试点村的农民认为“增加农民的法制知识，保护农民权益”最重要的比例高于非试点村；非试点村农民认为“增加村民的文化活动，如放电影、看戏、扭秧歌等”最重要的比例高于试点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