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主决策

（一）村委会很少组织村民会议

在调查农民参与村级会议的程度时，36.0％的被调查者指出村委会很少组织村民会议，所占比例在所有选项中居最高。29.5％的农民表示积极参与（很积极5.1％，积极24.4％），16.0％的农民表示不积极（不积极10.3％，很不积极5.7％）。因此，总的来说，农民参与村委会组织的会议的积极性还不是很高。村级会议很少组织以及农民缺乏参与村民会议的主动性，这也暗示出农民在村务决策与管理中的缺位。究其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农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都是以“原子化”的家庭而不是集体为基本单位，单个农户家庭的独立性得到了增强，与村集体的联系日渐疏松。另一方面，近年来（尤其是税费改革之后）村委会的职能主要被定位为完成各种带有管理性质的任务，如计划生育、盖章审批等，却很少涉及与农户真正生计利益紧密相关的公共事务，从而很难形成组织农民的有效机制。此外，村干部本身对工作性质的理解及工作方式也形成了村务方面自上而下、压力型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很难吸引和促进农民对集体事务的积极参与。

农民参与村级会议的积极性在性别、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职业类型的农民之间，以及不同地区和是否试点村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男性农民参与村民会议的积极性性高于女性农民；文化程度越高的群体其参与的积极性也越高；非农业农民的参与积极性高于农业和兼业农民；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农民的参与积极性高于非试点村。另外，在不同地区之间，农民参与村级会议的积极性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二）农民对“一事一议”了解很少

在调查农民对“一事一议”执行状况的评价时，33.3％的农民表示他们不了解“一事一议”或不了解“一事一议”的执行状况，所占比例在所有选项中居最高。28.1％的被调查者表示满意（很满意5.2％，满意22.9％）。18.7％表示不满意（不满意13.1％，很不满意5.6％）。调查发现，部分村委会近年来既没有提供过任何公共产品，也没有召开过“一事一议”会。因此，相当一部分农民在对“一事一议”的执行状况进行评价时，表示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一事一议”，自然也就不了解。

研究发现，女性不了解“一事一议”的比例更高，达到39.4％，比男性高出了近10个百分点。另外，文化程度越低的农民不了解“一事一议”的比例越高，按文化程度从低到高，不了解的比例依次为文盲42.2％、小学38.8％、初中33.0％、高中及以上15.4％。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不了解“一事一议”的比例（35.4%）高于非农业（27.3%）和兼业农民（32.2%）。非试点村农民对“一事一议”的了解及满意程度均低于试点村。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①农民在民主决策方面的参与程度在性别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男性的参与程度明显高于女性。这与农村长期以来的“重男轻女”及“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有一定关系，家庭内外的重大决策一般都由男性做主，重要事务也由男性参与，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均低于男性，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在村务决策和一些发展项目中，女性参与者寥寥无几，几乎听不到来自她们的声音。对女性参与权的忽视和对女性参与重要性的认识不足是目前农村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②文化程度的高低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民的参与程度，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对村务决策的参与程度明显高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③非农业和兼业农民在村务决策方面的参与程度明显高于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④新农村建设试点村的农民在村务决策方面的参与程度明显高于非试点村。

五、民主监督

（一）大多数农民不了解村委会的财务状况

农民对“您对村委会的财务状况是否了解”这一问题的回答中，83.7％的农民表示不了解（不太了解24.6％，完全不了解59.1％），仅有2.7％和13.6％的被调查者认为对村里的财务状况非常了解或知道一些。由此可见，目前村委会财务状况的透明度非常低。

其中女性农民对村委会财务状况不了解的比例高于男性；中老年农民高于年轻农民。文化程度越低的农民对村委会财务状况不了解的比例越高，如文盲群体中有95.5％的农民不了解村委会的财务状况，仅有4.5％表示知道一些。另外，非试点村农民对村委会财务状况不了解的比例明显高于试点村。

（二）多数农民对村委会的财务公开表示不满意

研究发现，在问及“您对村委会的财务公开是否满意”时，仅有28.7％的农民表示满意，其中表示很满意的为6.8％，基本满意的为21.9％。

研究结果还显示，在村委会财务公开的满意度方面，男性农民高于女性农民；年轻农民高于中老年农民；文化程度高的农民高于文化程度低的农民；非农业或兼业农民高于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试点村高于非试点村。这与农民对村委会财务状况的了解程度完全一致，即对村委会财务状况了解程度高的农民和地区明显对村委会财务公开的满意度也高。

此外，被调查农民表示非常了解村委会财务状况的仅有2.7％，而对村委会财务公开的满意程度达到了6.8％；有59.1％的被调查者表示完全不了解村委会的财务状况，但只有14.1％的被调查者对村委会的财务公开表示很不满意。相对于农民对村委会财务状况的了解程度而言，农民对村委会财务公开的满意度较高。研究发现，不能单纯从农民的满意度去衡量民主监督的执行状况，农民的“满意”的背后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民主与公开。在某村调查时，当地的村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村委会民主选举，很多村民说没有投过票，也没有听说过让谁去投票选村干部，但是村民在评价村委会的选举过程时仍然选择了“民主”或“一般”，只有那些“敢说话的人”选择了“非常不满意”。农民对村庄管理的相关评价很容易受到一些外界因素的影响，因为这是一个相对敏感的话题，不少农民在回答问题时更愿意保持中立或充当“老好人”，也有些农民担心自己负面的回答会“得罪”村干部。

六、农民组织和培训

（一）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高，缺少保证其可持续性的有效机制

研究发现，当前农民组织的发育还处于起步阶段，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非常低，很多组织缺少保证其可持续性的有效机制。

在8个研究社区中，有些社区存在农民组织，这些农民组织通常都是由外部力量（如村委会、基层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等）推动成立的，农民只是被动参与。甘肃的一个调查村拥有的农民组织数量最多，该村目前还在正常运转的是用水者协会，村委会是主要组织者。该组织主要负责协调每个村民小组灌溉水的使用，负责与水管局联系放水时间、放水量以及向村民收取水费。但由于缺乏资金，该组织无法对年久失修的灌溉设施进行改造。另外，由于内部运作机制存在问题，农忙时间往往无法满足农民的灌溉需求。该村村委会几年前还组织过马铃薯协会来负责村里马铃薯的销售，但是由于协会的收购价格低于小商贩的收购价格，农民纷纷选择把马铃薯卖给小商贩，自此马铃薯协会便名存实亡了。另外，据了解，由于当地养羊农户数量较多，世界银行在当地实施了贷款优惠政策，国家也给予部分资金扶持，因此，该村还计划成立养羊协会。甘肃另一个调查村曾建立了林果协会和马铃薯协会，主要负责林果和马铃薯的销售，但村干部反映，这些组织基本没有发挥功能。湖南的一个调查村几年前曾成立过养猪协会，主要由乡政府组织成立。该组织主要以生猪销售和仔猪购买、技术指导等来吸引养猪大户参与，但没有制定任何规章制度。猪价大幅度下跌之后，由于无法盈利，农民对养猪的兴趣随之降低，养猪户数大幅度减少，养猪协会也渐渐松散，最终解散。河北的一个调查村也成立过葡萄协会，由村党支部书记担任协会会长，负责葡萄销售。

综合来看，现有的农民组织均是由政府或村委会等外部力量推动成立的，很少有独立于村委会之外的农民自发形成的组织。这些农民组织大多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以保证其功能的发挥，其可持续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二）大部分农民对农民组织有需求，多数农民愿意加入专业技术类组织和经济合作组织

研究发现，近80％的农民对农民组织有需求，任何组织都不愿意加入的农民比例为21.9％。多数农民选择了发展生产方面的专业技术类组织和经济合作组织，其中专业技术类协会组织最受农民欢迎，选择此项的农民比例为43.5％，其次是经济合作组织，比例为33.5％。另外，相当一部分农民也希望农村成立基金或信贷组织以及文艺类等组织。

在不同地区之间，湖南农民对参加农民组织的需求最高，选择参加专业技术协会、经济合作组织和基金或信贷组织的比例均在4个地区中最高；河北农民选择参加文艺类协会或组织的比例最高；江苏农民对参加农民组织的需求相对较低。

在性别方面，总体上男性比女性对农民组织的需求程度高，同时女性对文艺类协会或组织的需求愿望高于男性，而男性对专业技术组织的需求愿望高于女性。在年龄方面，老年人对农民组织的需求意愿明显低于中青年。在文化程度方面，农民的文化程度与农民对农民组织的需求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对参加专业技术组织、基金或信贷方面的组织以及经济合作组织的需求越强烈，而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对文艺类协会或组织参与意愿较高。

（三）农民的培训需求很大，最急需种植养殖技术培训

调查显示，目前农民在种植养殖技术、法律知识、健康卫生知识和打工职业技能等方面都有培训需求，选择需要各类培训的农民比例高达90.6％。农民在上述各方面的需求比例依次是种植养殖技术培训67.9％，法律知识方面的培训47.9％，健康、卫生方面的培训42.9％，打工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29.0％。可见，农民对养殖、种植方面的技术培训需求程度最高，其次是法律知识方面的培训，再次是健康卫生方面的培训。

从急需程度来看，农民对养殖、种植方面的技术培训最急需，57.2％的被调查者选择其为最急需。而法律知识方面的培训、打工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和健康卫生方面的培训的急需程度接近，均为15％左右。

研究还发现，江苏、湖南两个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农民对打工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需求明显高于其他两省；甘肃农民对种植养殖技术培训需求最高。女性农民对打工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以及健康、卫生方面的培训需求明显高于男性。对打工职业技能和法律知识方面的培训需求比例随着年龄的降低而逐渐升高，其中30岁以下年轻农民对这两项的需求程度最高。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对打工职业技能的培训需求以及法律知识的培训需求明显高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另外，25％左右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以及文盲农民认为不需要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