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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程度越高,对新农村建设的知晓程度越高
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知晓程度随着文化程度的升高呈明显上升趋势,文化程度越高,其对新农村建设的知晓程度越高。其中文盲的了解情况最低,听说过新农村建设的只占57.8%,表示非常了解和比较了解的均为零,而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听说过新农村建设的超过了其样本量的90%,非常了解与比较了解的共占32.8%。这主要是因为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其接触现代传播媒介及与外界沟通的机会越多。
4农村非农业人口对新农村建设的知晓程度较高
当前农村,从事非农业的农村居民主要是乡村教师、医生、个体工商户等,同时也是文化程度较高、思想意识较现代化的人群,甚至很多是“乡村精英”式的人物。他们虽然生活在农村,但对外界事物的关注度很高,而且对于农村发展与建设也有其独到的见解,因此,他们对新农村建设的知晓程度也比较高。
5试点村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知晓程度高于非试点村农民
在试点村,听说过新农村建设的村民达到了85.0%,略高于非试点村,而且试点村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了解程度也高于非试点村。调查发现,试点村开展新农村建设活动一般都要召开相关的会议,与村民或者村民代表商讨建设项目,而且会在村内显眼的位置涂写有关新农村建设的标语,因此,试点村的村民对新农村建设了解程度相对较高。
此外,被调查4个省的村民中,甘肃调查村的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知晓程度远远高于其他3省。这是由于甘肃省所调查的两个村的邻村都是试点村,村民间的相互交流以及与试点村村民的接触,也使他们了解到相关的政策信息,这也证明了试点村的新农村建设活动对其周围的村庄有示范影响。
三、农民获知新农村建设政策信息的渠道
农民获知新农村建设政策信息的主要渠道调查发现,80.9%的农民是通过电视获知新农村建设这一信息的,其他的渠道则相对较少。其中报纸、亲戚朋友、村干部这三种渠道的选择率基本一致(均在19%左右),广播这一传统的农村传播媒介目前在政策传播中的作用已远远落后于电视,而作为新媒介的网络目前在农村发挥的作用仍是微乎其微。
(一)大众传播渠道:电视传播占主导地位
1农村电视普及率高
本次调查的480位农民中有446位家中有电视,即占调查样本量的92.9%。农民闲暇时间选择看电视的比率达到81.3%,远高于其他休闲方式,看电视成为农民劳动之余的重要消遣方式。这一调查结果与当前有关农村电视普及率与使用情况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2002年全国家庭电视机拥有率98.2%,城市家庭的电视机拥有率已达98.3%,农村家庭的电视机拥有率达97.5%”。而且电视是在当前农村发展最快,人均消费时间最多的媒介。央视调查中心的收视率调查显示,城里人每天看电视的时间为120分钟,农村人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是166分钟,比城里人长46分钟。看电视占据了农民的大多数空余时间,电视也在日复一日的传播中将大量的信息传递给农民,其中包括与农民自身利益相关的政策信息。
然而,电子媒介转瞬即逝的特征决定了其不便于公众对传播内容的深度把握,造成了很多农民虽然通过电视新闻知道新农村建设,但对这一政策的具体内容却缺少了解。此外,电视传播由于其视觉传播的表面化,可能存在误导倾向。比如,调查中有的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盖高楼、修马路,问他们为什么这样认为,他们说电视中每天演的都是这样的。可以说,电视一方面在向农村传递大量有关新农村建设的信息,另一方面却因视觉媒介的自身缺陷影响了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和深入了解。
2农民报纸阅读率低
调查结果显示,农民闲暇时间选择读书看报的只有32.3%。原因主要在于:首先,面向农村发行、面向农村读者的报纸数量极少。其次,虽然一般村委会都会订阅几份报纸,但普通农民能够接触的机会比较少。再次,由于经济、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很少自己订阅报纸。因此农民的报纸阅读率低。
3广播离农民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
这里说的广播指两种类型的广播,一是指通过收音机接收电台广播信号的无线广播,属于大众传播渠道的范畴。二是指村内用于宣传、发布通知等信息的大喇叭广播,由于主要是由村委会来发布信息,因此算是组织传播渠道。调查发现,听收音机的农民很少,广播“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传播特性使得很多农民更愿意看声画并茂的电视,目前农村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还保持着听收音机的习惯,而且由于地形、频率覆盖面等原因,使得偏远山区的农民根本接受不到无线广播信号。此外,农村村集体广播的普及程度不高,调查的村庄中有一半没有村广播;有广播的村庄也只能有一半左右的农户被覆盖到(江苏的情况好些,调查中的两个村子都有广播,且能覆盖的户数近80%)。普及率低,覆盖面有限等原因导致了只有11.8%的农民通过广播获知新农村建设的信息。
4网络媒体在农村只是“星星之火”
本次调查中的农民拥有电脑的比例仅为1.9%,与通过网络获知新农村建设信息的比例(1.8%)高度一致,而这一调查结果与2006年7月1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十八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也基本一致。该报告中有关网民的职业分布显示,12300万网民中农民只占1.6%(约为196.8万,约占9亿农民的0.2187%——笔者注)。因此,农民中能够接触网络的比率不足1%。
正如王宁宁等的分析,农民很少使用网络可以总结为两个原因:①受制于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②网络媒体的特征,在受众的阅读、语言和专业操作能力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国农村受众距此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虽然网络具有信息容量大、传播迅速等优点,但当前农村的整体发展水平与农民的文化程度等原因决定了农民有电脑并且懂电脑、会上网的人群微乎其微,因此,网络在农村政策传播中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弱,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二)组织传播渠道:大部分村委会很少开会,农村基层组织的政策传播出现断层,此次共抽样调查4个省,但其中3个省半数左右的农民表示村委会很少开会,而其余农民对于村委会召开的会议态度也不太积极,即便是积极程度最高的B省也不过44.1%,最低的C省只有16.8%,其余农民则表现出一般、不积极的态度。
我国政策信息层级传播的特点决定了农村政策信息的正式传播必然要经过基层村民自治组织的传达与转发才能最终到达农民手中。但村委会很少开会这一现象决定了农民通过组织渠道获知政策信息的渠道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政策信息在自上而下的传播过程中出现断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农民获知新农村建设的渠道中选择村干部的只有18.8%,如果再排除掉这其中与村干部有个人关系等因素,那么所占的比例将更小。
(三)人际传播渠道:亲戚朋友间互相交流
调查发现,19.6%的农民是通过亲戚朋友获知新农村建设信息的,这与农村传统的交往习惯相关。农民之间就新农村建设的信息互相沟通,将自己看到的或听说的相关信息在亲戚朋友间互相交流,这对农民获知新农村建设的政策信息也起到促进作用。
人际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深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程度,比如甘肃,试点村村民通过人际渠道将新农村建设的具体内容传递给非试点村村民,使得没有实际参与的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了解程度也较高。但同时也应注意到,人际传播由于很难保证信息来源的准确性,有时难免会有道听途说、传播信息不准确等情况发生。因此,对于这一很难控制信息来源的传播渠道一般不会刻意采用或者优先利用其作为政策传播的有效渠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知,不同形式的信息传播渠道具有各自不同的优势与劣势,目前农村相对比较单一的信息传播渠道影响了农民对于新农村建设政策的知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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