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农村建设具体措施的优先序

如前所述，不同角色、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农户都将生产发展和生活宽裕排在第一或第二位。但如何发展生产，如何实现生活宽裕，在迥异的自然与社会因素的作用下也会有不同的解答。在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方面也同样如此。因此以下分析了新农村建设五个方面具体措施的优先序。

（一）生产发展方面

调查中询问了农民所认为的“发展生产中最重要的途径”，多数农民认为，发展生产需要降低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价格（28％）、提高农产品价格（27.1％）以及改善农田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14.4％）。

4个地区的农民都认为降低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价格以及提高农产品价格是发展生产的重要途径，排在各个地区的第一、第二或第三位。不同的是，河北、湖南两地的被访者认为改善农田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对于发展当地生产而言十分重要，而甘肃、江苏地区选择该项的农民仅有3.4％和6.7％。

这是由当地的具体生产条件决定的。河北的两个村庄严重缺水，水利灌溉设施年久失修，其中某村70％的林地无法灌溉。湖南地区的村庄虽然雨水充沛，但村庄水库的泄水道与排水渠破裂、中断，常年季节性缺水，加之村中的主要作物为水稻，灌溉水不足就成为村民所反映的制约村庄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江苏地区的水利灌溉设施较为完备。甘肃地区虽然总体缺水，但所调查的两个村庄处于黄灌区，目前村民反映最多的主要是水费太贵。村民多种植小麦、玉米、洋芋等耗水量较少的作物，认为“目前的产量就很高了”。

这再次说明新农村建设不能进行所谓的“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实施”。也不能简单地根据自然条件（如降雨量）来确定村庄的建设路径。

2 不同类型农民之间的差异

从年龄上看，不同年龄段的农民都认可降低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价格、提高农产品价格是发展生产的重要途径。30岁以上的农民中选择“改善农田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的百分比较高，而30岁以下的农民更多地选择了“发展农业科技”。60岁以上的农民选择“提高农民素质”的百分比也较高。这是因为青年农民更多地接受了科技致富的思想。而老年农民多认为文化程度不高是影响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文化程度来看，初中及初中以下的农民的百分比分布较为一致，大部分人都选择了“降低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价格”、“提高农产品价格”以及“改善农田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而高中及高中以上的农民选择“发展农业科技”的百分比最高。这充分说明了文化程度对于选择发展生产的途径的影响。

从职业来看，降低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价格、提高农产品价格是不同职业的农民都认可的发展生产的重要途径。但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民中，选择“改善农田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的百分比（9.4％）比其他两类农民低了6个百分点。这是因为该类农民发展生产不需要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

从是否试点村来看，除了前两项外，试点村的农民更看重“提高农民素质”，而非试点村的农民更看重“改善农田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

另外，在选择发展生产的途径上并无显著的性别差异。

因此，对于不同类型的农户而言，降低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价格与提高农产品价格是他们所公认的重要途径。但30岁以下、文化程度较高、从事非农业生产以及试点村的农民更多地选择了“发展农业科技”或“提高农民素质”；而30以上、文化程度较低、从事农业或兼业以及非试点村的农民更多地选择了“改善农田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

（二）生活宽裕方面

在生活宽裕方面，共调查了农民对于以下设施：道路、饮用水、灌溉水、公共场所、学校、卫生所、用电、手机信号、电脑网络、电视收看、村广播、电台广播以及燃料的满意程度和改造意愿。从总体来说，最急需改造的公共产品是道路（33.7％）、饮用水（19.1％）及灌溉水（17.9％）。

1.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

在甘肃，最急需改造的方面除了道路、饮用水、灌溉水之外，还有学校。这与当地重视教育的风气有关。由于资源稀缺，多数农民把上学看做改变生存条件的唯一途径。几乎每个家庭将收入的80％以上用于供子女上学，几乎家家都有“奖状墙”。

在河北，除了饮用水与灌溉水之外，用电成为比较突出的问题。河北的两个村都有矿场，用电量很大。为保证矿场用电，基本上村庄每两天停电一次，每次停电达10小时以上。村民对此相当不满。

在湖南，道路是最急需改造的方面，选择该项的村民百分比高达75.2％。湖南的一个村是乡试点村，虽然通往乡镇的道路是水泥路，但该村共有17个村民小组，居住分散。修路是该村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村里正在筹措修建村级公路的资金。另外一个村不通水泥路，加上雨季漫长，村民出行十分困难。

在江苏，两个村的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相比之下，村民认为最急需改造的是灌溉水以及电视收看的问题。江苏地区的农民对于公共场所的需求也比其他地区强烈。

因此，在生活宽裕方面，由于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的不同，各地区农民的需求差异也比较显著。

2.不同类型农民之间的差异

因为生活宽裕方面主要涉及农户面临的生产生活条件，而与被访者的文化程度、年龄、职业等因素相关度较低，因此这里主要考察性别和是否试点村这两个因素对村民选择的影响。

试点村与非试点村村民都认为道路是最急需改造的项目。但试点村村民对于电视收看和燃料的需求更为强烈，而非试点村村民更看重饮用水和灌溉水的改造。因为试点村的基础设施、经济条件基本上都优于非试点村。试点村的村民已经开始关注精神生活的丰富程度。同时，修建沼气池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首先在试点村推广。因此试点村村民更加注重燃料的改造。

从性别视角上考察，男性与女性村民在生活宽裕的具体内容的改造上并无显著差异。

（三）乡风文明方面

调查中询问了农民在村里的文明与文化建设方面最希望进行的活动。问卷中共涉及了九个方面：①增加村民的文化活动，如放电影、看戏、扭秧歌等；②改变农村黄、赌、毒、迷信等不良风气；③改变农民不良的生活或卫生习惯；④改善村里的治安环境；⑤增加农民的法制知识，保护农民权益；⑥增加娱乐体育设施；⑦对农民进行培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⑧其他；⑨都不感兴趣。从总体上看，选择都不感兴趣的村民的百分比只有02％。这说明农民对于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很强烈。农民最希望村里进行的活动包括：为农民提供培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31.6％）；增加农民的法制知识，保护农民的权益（18.4％）以及增加各类文化活动（15.9％）。

1.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

在各个地区，选择“对农民进行培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村民的百分比都占了第一位或第二位。这说明各地农民对于知识与科技的需求都十分强烈。尤其是甘肃地区，选择该项的比例高达45.1％。

河北地区认为需要“增加文化活动”的百分比在4个地区中是最高的。河北的两个村都有公共活动场所（凉亭或戏台），其中一个村有秧歌队。村中在每月初五、十五等传统节日和庙会上会请戏班唱戏。因此村民对于看戏、扭秧歌等活动普遍比较感兴趣。

湖南选择“改变黄、赌、毒等不良风气”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地区。这是因为在湖南农村，打麻将、六合彩等赌博活动较多。由于这些村庄靠近经济发达地区，有些村民都有一夜致富的心理。

另外，4个地区选择“增加农民的法制知识，维护农民权益”的百分比都比较高。这说明农民的维权意识正在提高。而4个地区选择“增加娱乐、体育设施”的比例都不到5％。这说明城市小区中常见的健身娱乐器材在农村的需求并不急切。这也给急于在农村推广该类设施的官员敲了警钟。

2.不同类型农民之间的差异

从性别来看，男性比女性更重视培训，而女性比男性更关注改变不良的生活和卫生习惯。这与前文分析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相吻合。

从年龄来看，60岁以下的农民非常重视增加法制知识，以维护农民的权益，其百分比在各项中排第二位或第三位。而选择“增加法制知识”的60岁以上的老人只有6.3％。除培训与增加法制知识以外，45岁以下的农民认为改变不良风气很重要，60岁以上的老人则认为应该增加文化活动。45~60岁的农民在这两项的百分比相同（17.3％）。而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看戏、扭秧歌的农民多属于中老年人。这说明目前不同年龄段的村民参与了不同文化活动，而这影响了他们对文化与文明建设方面的需求。

从文化程度来看，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都认为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培训十分重要，但选择该项的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比例（50％）要远远高于文盲的比例（23.7％）。除了文盲以外，其他文化程度的农民都认为改变

不良的风气很重要，其百分比排在第二位或第三位。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选择“增加法制知识，维护农民权益”的百分比较高，而文盲和高中及以上的农民百分比较低。另外，文盲选择“增加文化活动”的百分比远远高于其他文化程度的农民。这说明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在文明与文化建设方面的需求差异很大，在为村庄提供文化产品时必须考虑这一因素。

从职业来看，不同职业的农民对于乡风文明建设的具体措施的认识并没有显著差异，均要求进行培训及增加法制知识。

从是否试点村来看，试点村的农民比非试点村的农民更关注“增加法制知识，维护农民权益”。这与其中的一个试点村正在进行征地和小城镇建设的现实环境有关。

因此，不同类型的农民都认为对农民进行培训以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很重要。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是否试点村等因素对于农民在乡风文明方面的其他需求有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