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同年龄段农民之间的差异

不同年龄段的农民之间对新农村建设认识的也存在差异。结果显示，60岁及以上和30岁及以下的农民群体将垃圾处理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并且超出了30~60岁农民群体对此方面的关注。而30~60岁农民群体将道路硬化以及房屋和街道布局放在前两位，且在道路硬化方面均超出了60岁及以上和30岁及以下的农民群体对此方面的关注。

（四）不同角色之间的差异

这里主要比较农民、村干部、县乡干部等社会角色在新农村建设方面的认知差异。在对比农民与村干部问卷中关于新农村建设五个方面的最关注顺序可以看出，虽然排在前两位的都是生产发展和生活宽裕，但对于农民来说，这两个方面差别比较小，分别为45.0％和37.9％，而对与村干部来说，最关注生产发展的占68.2％，而最关注生活宽裕的只占18.2％。在对8个乡干部和4个县干部的访谈结果显示，他们中最关注生产发展的占100％。当然村干部以及县乡干部对生产发展的认识会受到上级官员和专家学者的影响，因为与农民相比较，他们获得中央的政策信息以及高层学者的看法更容易更多，而现在不论从政策官员还是从专家学者的论述中我们都发现，一致的看法是在新农村建设的五个方面中，生产发展排在首要位置。如一个县级主管新农村建设的官员这样说，“经济是中心，没有经济就没有支撑的基础，对农民就没有吸引力，其次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一个乡干部则这样认为，“生产发展第一，发展才是硬道理，其他的有条件的就各自根据情况来抓。其中最不要紧的是生活环境。农村日常生活垃圾污染并不大，可以慢慢来。记得在我出去考察时，到一个农户家里，外面粉刷得非常漂亮，而院里都是土和垃圾，这些搞的都是形式主义。另外，养猪的地方太远，也并不是件好事。总之村容整洁虽然重要，但是与其他方面相比，不用那么着急”。

在回答“你理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什么样的”时，可以发现不仅不同村庄的农民之间，不同类型的农民之间有巨大的差异外，而且在农民、村干部和县乡干部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如农民对新农村的理解一般会针对其面临的具体问题，而解决其面临的问题之后的状况一般就是他们所期望的新农村，如“吃好、穿好、住好”，或“有活干、有钱花、有好房子住”。村干部对新农村的理解一般会涉及村庄面貌的整齐、整洁、基础实施的改善，以及农民素质的提高，乡风文明等方面。而县乡干部的理解就更加接近高层官员和专家的语言。如一位县干部是这样理解新农村的，“新农村有三新，即新经济——可持续的、循环经济，使农民长远受益；新农民——农民的思想观念改变，懂科技知识，能有一技之长；新环境——改变以往农村环境缺少规划的现状，合理布局，让农民在这个环境中能够生存和发展”。

（五）结果分析

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结果充分说明新农村建设中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行动者之间在很多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在实践中，不同的社会行动者在其生活世界、社会属性与社会组织程度等方面存在巨大的不连续性（discontinuities），这种不连续性表现为如价值体系、需求与兴趣、知识与权力等方面的异质性。这些社会行动者对同一事物或现象具有不同的利益与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决定了各自战略的形成，并进而影响新农村建设干预的内容。

因此，我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多元的社会行动者，而且还有多元的现实（multiple realities） Long N (2001), Development Sociology, actor perspectives, Routledge, London, p19.。这种多元的现实是指在新农村建设中不同行动者之间相互并不一致的社会与价值取向，以及不断变化的和不连续的知识配置。因为社会生活是由多元现实组成的，这些多元现实主要是在行动者的经验与经历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这些经验和经历是社会行动者的每日生活（everyday life）所建构的内容的积累。在行动者的每日生活中，他们在认知和生活内容组织方面都会考虑和应对他们所面对的具体问题和具体情况。因此，对行动者的社会理解、价值和分类的分析一定要与他们的经验和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而不能只停留在一般的文化结构和价值抽象上。

因此，对新农村建设中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多元现实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新农村建设中不同行动者对新农村建设的不同认知、对干预的手段和结果的不同期望、理解和解释，以及由于这些不同的理解和期望而引发的竞争与冲突，以及这种竞争与冲突所导致的结果。

新农村建设就是多元的社会行动者建立在多元的现实基础上的互动过程。在多元的社会行动者之间，我们必须分析在一定条件下在如技术专家、官员和农民之间他们到底是谁的现实，即谁的认知、解释和判断处于主导地位。社会行动者的认知过程嵌入在其各种社会过程中，而这些又与行动者的权力、权威和立法结构紧密联系。在社会行动者的互动过程中任何一个行动者都会充分调动他们的知识、权力、能力和社会资源来使其他行动者在更大程度上进入自己的“项目”，即努力使其他社会行动者进入自己的价值与社会规范体系，任何社会行动者都会尽可能使其他社会行动者转化和改造他们的生活世界、社会属性与社会组织程度体系来实现对其最大可能程度的塑型，从而努力为自己创造更大空间（creating space）来实施自己的“项目” Long N (2001), Development Sociology, actor perspectives, Routledge, London, pp15~26.。在官员、技术专家与农户之间，他们不同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s）与思想世界（imagined worlds）使得他们在新农村建设干预过程中表现出显著的利益竞争或利益冲突。其结果一般是因为技术专家和官员掌握着资源和权力，他们的“项目”（指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规划设计、干预内容、实施模式等）常常处于主导地位，而超越或代替了农民的“项目”（指面临的问题、对新农村建设的期望等）。根据这种判断，对于目前出现的某些地方由官员和技术专家主导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即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一刀切、立标准、学模范、试点村等做法，我们可以认识到这是典型的符合官员和技术专家的知识、价值体系、需求与兴趣的干预模式，这种做法的结果一般是千篇一律的新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