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产发展的现状与需求

由于调查地点的农民绝大部分主要外出打工或从事农业生产，因此本文关于生产发展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方面。

（一）生产发展的现状

（1）除了30岁以下的农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打工收入外，其他各个年龄段的农民都以种植业收入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而生产资料的支出是与“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同样重要的家庭支出之一。甘肃、河北、江苏和湖南4个调查地点的农业生产主要是粮食生产，包括小麦、水稻、玉米等。2003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粮食价格不断上涨，与此同时，生产资料价格也大幅上涨且涨幅不定。由于种粮农民的资源禀赋不同，种粮经营收入的盈亏呈现很大差异。农户会根据金融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等生计资本状况，进行生计策略的改变以及补偿机制的选择。从粮食生产的目的上看，存在着双重选择性的特点。粮食生产既是商品性生产，又是自给性生产，在当前我国粮食生产经营规模很小的条件下，粮食自给率有时还会高于商品率。作为自给性生产，不管生产成本如何变动，农民都要保证生产，以解决吃饭问题；作为商品生产，农民才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而粮食生产的利润，不仅取决于粮食单产与粮食收购价格，而且还取决于生产资料的零售价格。现阶段粮食价格上涨，农民获得的经营收入是作为商品的那部分粮食；与此同时，生产资料价格也上扬，农民增加支出部分却是整个粮食生产部分。粮食生产目的上的双重性使粮食的收购价格和生产资料的零售价格，成为双向影响粮食发展的重要因素。

（2）调查发现年龄越大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越大，而且种植结构越单一，生产收入越低，其中60岁以上的农民从事单一农业的更是高达80％以上，其中贫困户比例较高。据村民刘某等人介绍说，80％的年轻人不愿意种田，他们一般有了自己的门路，或打工或做生意，并且大多数年轻人根本不会种田，现在种田的一般在50岁以上。在实地调查期间，甘肃正值村民给马铃薯打药，田里劳作的大部分为中老年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农户如果缺少子女的照顾和接济，往往会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同时丧失农业生产的能力，导致农业生产率下降，收成和收入也进一步减少，最终形成恶性循环。这样的农户在从事家庭生产经营时，首先考虑的是“吃饭问题”。中国的生活习惯，从吃的方面来说，主要来自植物性食物。这样的食物结构反映在家庭生产上，集中地表现在种植业上。而种植业又主要集中在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的生产。因此，60岁以上的农民的家庭经济生产的内容主要表现在种植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也就是说，即使种植经济作物会使家庭收入大幅度的增加，农户也不会放弃种粮（保证家庭的“粮食安全”）。其次，在单位的耕地上生产资料的供给弹性小，即使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再上涨，为保证产量，需求量（投入）也不会减少。因此，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导致种粮生产成本的增加，这对于年龄比较大的农民家庭来讲，无疑是很大的负担。

（3）越年轻的农民越会选择多种经营的生产模式，尤其是在市场信息不对称、物价波动大的现阶段，30岁以下的农民当中选择多种经营的占到56％。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例，第一，多种经营充分节约了成本。猪粪可以做肥料，粮食中的糟糠、剩菜可以喂猪。这对于小规模养殖者来说可以抵御饲料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第二，多种经营适应性强，能根据市场的需求变化，及时变换家庭生产经营方向。如果市场上粮食供过于求，价格下降，盈利减少；与此同时，养殖业的市场需要量增大，价钱好，那么就可以不用卖掉全部粮食而把它作为饲料养猪，出售生猪。这种行为模式称为“户内风险均衡机制”。现阶段粮食价格上涨，便有许多农户把粮食直接卖给粮站，减少猪的饲养。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经济和劳动力承受能力下，大多数农户仍会饲养几头肉猪或者一头母猪，作为应付市场波动的措施。幸而现阶段粮食需求长期存在，粮食价格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出现剧烈振幅。

（二）生产发展的需求

（1）越年轻的农民越不看好农业生产的前景，越年长的农民对农业生产越有信心，这与家庭生计结构和决策有关。当家庭有可替换的产业，即兼业的形式后，农业在家庭中的地位由生产功能逐渐退化为生活功能，即作为口粮种植，而劳动力转而去进行效益更高的其他生产活动。此外，有1/5到1/6的农户明确地表示出对农业前景的担忧和悲观，这主要原因包括土地面积的限制，自然条件的限制（如甘肃地区极端缺水），劳动力的限制以及市场信息的限制等，其中农产品的价格无疑成为决定农户家庭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

（2）对于制约农业生产的因素，各个年龄段农民均认为主要问题就是“缺资金”。农户缺乏资金，无法增加投入，无法搞多种经营，缺少资金的周转，降低了经济收益，如此恶性循环。调查中发现由于周转资金少，当农药、化肥、种子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时有些农户必须被动地卖掉刚刚收起来的粮食以换取资金投入到下一轮种植生产中去，而此时正是粮食供给较多，价格偏低的时期，于是农户经济收益减少了。此外，各个年龄段的农民主要面临的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除了“缺资金”之外，还普遍反映“缺技术”和“灌溉水等基础设施差”等。面对人口的增长和耕地的减少，农民认为科技投入迫在眉睫。然而我国每年农技推广的投入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远远不能满足农业发展的需求。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也都是20世纪60~70年代修建的，已经年久失修，根本不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在甘肃省会宁县八百户村灌溉设施匮乏且简陋，因此村里必须抽签决定放水的顺序，由于灌溉及时与否的差别，一亩地产量能相差600斤。

（3）在农业生产方面，农民最希望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帮助多元且分散。首先23％以上的农民认为最需要从政府那里得到“信贷资金支持”。其次技术支持方面，60岁以下的农民中25％左右选择了政府提供“技术支持”，其中30岁以下村民对技术的需求最为强烈（32.7％）。再次，针对市场销售问题，越年轻的农民对市场销售问题的需求越为强烈。最后，年龄越大的农民对种粮补贴的需求越强烈。相比较其他支持，种粮补贴主要针对农业生产，且支持的金额固定和稳定，而信贷资金获取不仅需要有效的经营同时还要面临还贷的压力——市场销售问题是以农产品用于销售为前提的。在老年家庭中通常把粮食作为口粮，因此不存在市场销售的问题；另一方面，市场销售的需求也反映了农民的思想观念，年纪大的农民思想不如年轻人开阔。所以年龄大的农民更愿意得到种粮补贴。

三、生活宽裕的现状与需求

（一）生活宽裕的现状

1.对于家庭经济状况的满意程度

30~45岁的农民对目前经济状况表示“很满意”和“满意”的比例比较低（16.5％），而其他年龄段尤其是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40％的农民表示“很满意”或“满意”。他们的经济状况不一定很好，但是他们却更多地表示对现状的满意，这与他们的经历有关，他们大多出生于战争年代，经受过深重的苦难，与旧社会比起来，现在的生活无疑是衣食无忧、安居乐业。甘肃一位朴实的大爷告诉我们“过去活着苦，现在在天堂里，吃的白面，咋不好？”

在不同年龄段的农民中，30~45岁的农民表示满意的最少，只有16.5％，而明确表示不满意的却最多，占39.8％（而45~60岁的农民次之，占36.0％），可以看出这个年龄段的农民对生活更多地表示不满且不安于现状，希望通过各种途径改善经济状况。30岁以下的村民面对家庭和社会的诸多不确定因素而且有些年轻人的经济收入尚未独立，因此他们中有些人并没有对经济状况表示“满意”或“不满意”，而用“一般”来表达他们的态度，这部分农民占43.4％。

2.对生活不同方面的关心程度

数据显示：第一，各个年龄段农民均把“农民收入的增加”作为最关心的事情。第二，医疗和教育是农民其次关心的两件大事。不同的是受家庭和人口结构的影响，45岁以下的村民更加关心教育条件的改善，而45岁以上的农民更关心医疗条件的改善。第三，30岁以上农民把对“村中困难人群的帮扶”排在相对靠前（第五位）的位置，而年轻人更关心“外出务工的途径和待遇”（第五位），这也与他们的生活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第四，排在后三位的各个年龄段惊人的一致，这三项分别是信息渠道的拓宽、购物条件的改善和其他。通过以上分析发现目前大部分农民的需求还尚未达到消费需求的层次，而集中在医疗和教育等负担下的生存需求层次。如何减轻农民的生存负担也一直是一个重要课题。

（二）生活宽裕的需求

关于增收途径，60岁以下的农民把打工和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头等重要的两个选择，各占35％左右；而57.7％的60岁以上的农民表示仍然打算进一步发展农业，这再次引起了种粮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他们也表示出对农业生产的乐观态度。同时，越年轻的农民的经济思想观念越强烈，他们更愿意通过做买卖或其他途径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