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盛赞：“我们总是记住，是尼克松先生在任总统期间下决心改善中美关系的。”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是邓小平欣赏的美国友人。1972年2月，当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与周恩来签订发展中美关系的第一块基石“上海公报”时，邓小平还在江西农村“下放劳动”，因此二人无缘会面。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公开复出工作。1974年8月9日，竞选连任的尼克松因“水门事件”黯然下台。直到1979年9月18日，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两年多后，他才有机会设宴欢迎尼克松访华。此时，尼克松刚刚从“水门事件”的重创中慢慢恢复自信。谈话间，双方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尼克松说：“回顾过去的7年，我觉得美国能为中国做些什么也许谈得太多了，而美国能从中国学些什么却谈得不够。有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获得教益，那就是中国人惯于采取长期观点，不仅考虑到几十年，而且考虑到几百年。”这不仅是对全体“中国人”的盛赞，也是对邓小平的盛赞。

邓小平则多次提及尼克松发展中美关系的开创之功。

1975年4月1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在会见美国众议院领袖时说：“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很欣赏当时尼克松总统走出了勇敢的一步，亲自到中国来，双方签订了上海公报，这是我们两国关系的转折点，是新的开端。”美国人把邓小平的话带给了尼克松，尼克松感慨：“得到盟友国家（注：当时中美联手抗苏）领导人的肯定，说明我的外交不是一无是处。”

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又高度评价了尼克松对发展中美关系的贡献：“中美关系打开新的一页是从共和党开始的，那是尼克松先生、基辛格先生执政的时候。我们总是记住，是尼克松先生在任总统期间下决心改善中美关系的。”

1989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在中美关系发生波动之际，作为邓小平能够接受的“解铃人”，尼克松又应邀访华。10月31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他时，推心置腹地请他转告美国各界：“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互相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

邓小平与福特和卡特总统的交往

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被邓小平称作“是个老好人”，福特则认为邓“不简单，有个人魅力”。1975年12月1日至5日，因“水门事件”由副总统“转正”的杰拉尔德?福特访问中国。2日至4日，邓小平同福特举行了三次会谈，双方重申遵守“上海公报”。会谈中，邓小平大开大阖：“国际形势千变万化，我们两国虽然各自所处地位不同，但两国领导人相互经常接触、交换意见，总是有益处的。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理所当然地有许多分歧，但这不排除寻求共同点，不排除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双方可深入地交换意见，哪怕是分歧、吵架也没有关系。过去毛主席讲过，我们提倡小吵架，大团结。”福特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一味强调：如果他连任，有可能为尼克松、首先是为自己实现承诺，按照日本方式实现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虽然话不投机，但福特也没有从尼克松开辟的“中美关系大道”上后退，且对幕僚坦言：“邓小平虽然会引用毛泽东的话，但他更有自己的思路，他也许是未来中美关系的操盘手之一。”邓小平谈到中美关系时，对福特也是持肯定态度的，早在1976年1月2日，他在会见美国国会女议员访华团时就说过：“福特总统来的重要性在于访问的本身，谈问题也好，不谈问题也好，谈不拢也好，访问本身就是重要的。”

1976年4月，邓小平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打倒，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与此同时，福特没有走出“水门事件”的阴影，在总统选举中败给吉米·卡特，铩羽而归。由于中美双方主持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领导人都换了，因此，1977年上半年是中美关系的停滞期。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职务。邓小平再次以副总理身份复出后，主动要求主管教育工作，同时负责国家外交事务。中美关系问题，是邓小平外交事务的重点。遥望大洋彼岸，当年的谈判对手福特已随着政坛潮水退去，现在站在邓小平面前的，是一位来自美国南部农村的花生种植园主――卡特。事实上，卡特在中国有过一段亲身的经历。二次世界大战后，卡特在美国海军服役，是太平洋舰队 “鲳鱼号” 潜艇上的舰员（士官）。1949年初，“鲳鱼号”从香港向北航行至青岛，中途数次在中国沿海港口停泊，“卡特亲眼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的活力”。当选总统以后，卡特决心在任期内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与邓小平不谋而合。

一开始，卡特将这个任务交给新任国务卿、1975年曾陪同福特访华的赛勒斯*万斯来办理。这时的万斯，是卡特最器重的外交家，后来成为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即将担任国务卿的万斯还没有到国务院办公，就先对中国做出了一个姿态：1976年12月，由即将离任的基辛格安排，万斯和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共进工作午餐。万斯在席间说，卡特政府承诺，将坚决遵守“上海公报”。当月，万斯组成了一个四五人的中国问题专家小组，其中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奥克森?伯格等，主要从政治、法律、战略方面，全面研究尼克松政府以来形成的对华关系文件。

1977年2月8日，卡特就任总统还不到20天，就在白宫会见了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会谈中，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关系正常化”，“‘上海公报’的原则过去是，今后也将是两国关系的基石”。“我们的领导人可以访问中国，也希望你们国家的领导人来美国访问。我不知是否有可能充当主人，来接待你们国家的领导人访问美国？”卡特的这句话，为日后邓小平访问美国埋下了伏笔。

邓小平一语双关：“对伍德科克不要苛刻嘛！”

1977年8月22日，经卡特批准，主张以“渐进方式”逐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万斯来到北京，执行“探索性使命”。在23日的正式会谈中，万斯摊出了美国方案，集中起来就是要中国保证不用武力解放台湾，把美国与“老朋友”台湾之间的“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而让中美之间的联络处升格为正式外交机构。这个方案，被称为“倒联络处方案”。24日下午，邓小平会见了万斯，这是他恢复工作以后会见的第一位来访的外国外长，可见邓小平对中美关系的重视程度。

在和万斯的谈话中，邓小平既有理又有节。万斯后来回忆：“邓小平尽管彬彬有礼，但对我的建议很冷淡。当我一提出将在台湾的美国大使馆换成类似联络处的建议，邓便不再继续讨论有关正常化的任何一步措施。”谈话中，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要解决，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对台湾问题，不要只看到你们有多少资产、多少投资、什么‘老朋友’，也要看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

邓小平说话之果断，使万斯碰了个大钉子，他马上打道回府，请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来华“助理”中美关系。1978年5月下旬，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邓小平在北海公园仿膳设宴招待了他。两人谈得很融洽，内容很广泛，甚至谈到了各自的家庭和经历，并从此建立了友谊。当时，布热津斯基热情邀请邓小平，“希望能在华盛顿设家宴回请阁下”，邓小平慨然应允。次年，邓小平抵美伊始，就赴布热津斯基之约，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从1978年7月初开始，中美建交谈判一直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经过他“先礼后兵，兵兵有礼”的斗争，中美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在这过程中，“不打不相识”的邓小平和万斯、布热津斯基成为朋友，共同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中美关系发展的进程中，美国第四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伦纳德?伍德科克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伍德科克曾任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还兼任过“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会长、“美国民权联盟”及“全国城市联合会”主席，在工会和企业界有较大的影响，在政界和对外关系方面也很活跃，是“美苏关系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美、日、欧三边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外交领域重量级的人物。但当时中国外交界人士的普遍看法是：第一，此人未搞过中美关系，也不了解中国，被卡特派驻中国，纯属政治报答性质，因为伍德科克曾动员工会力量支持卡特竞选总统，在几个州，包括十分关键的新罕布什尔州，协助卡特取得胜利。第二，此人一生事业集中在组织工会和协调劳资谈判上，长期担任保守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领导人，而当时一般都认为这种工会是资产阶级统治和欺骗工人的工具，是为阶级调和服务的。第三，“美苏关系委员会”等组织主张稳定美苏关系和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这与当时中国奉行的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背道而驰。总之，中国方面对伍德科克的印象不是很好。但是，既然卡特总统已提名，中方当然不便拒绝。邓小平对此做了一语双关的表态：“要冷静观察，不要先入为主，对伍德科克不要苛刻嘛。”结果，通过不断接触，中方对他有了更好的了解，发现他是一位致力于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人，他利用自己对卡特总统的影响，推动了中美关系进程。1978年12月13日，伍德科克拜会邓小平，代表卡特表示，建交公报发表后4个月内撤走驻台美军，立即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并递交了按上述意图修改的联合公报草案。他还提出，美方建议1979年1月1日建交，3月1日互派大使，并请中国领导人提出访美时间。邓小平审阅后同意公报内容，他提议增加一条反霸条款（随后美方表示同意）。为了解决余下的问题和确定发表公报的时间，邓小平一共四次会见伍德科克，在谈判的关键时刻，他亲自参与谈判，使中美建交在数日内一锤定音。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联合公报正式发表，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第二块基石，伍德科克成为美国首任驻华大使。后来，邓小平说过：“发展中美关系，我们要‘饮水不忘掘井人’，伍德科克先生是我们的‘关系户’，这样的‘关系户’我们要多发展。”现在，伍德科克仍然致力于中美友好往来，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