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行后，邓小平成为卡特的“老朋友”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中美正式建交不到一个月，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应卡特总统夫妇的邀请，赴美进行了为期8天的正式访问。当时，被批准采访中国领导人首次访美活动的新闻记者接近1100人，是采访赴美的外国领导人中记者最多的一次。1月29日上午，卡特总统及夫人在白宫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卡特夫妇陪同邓小平夫妇登上铺有红地毯的讲台，乐队奏起中美两国国歌，鸣礼炮19响。事实上，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享受着国家首脑的礼遇。当时，一位苏联外交官说：“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仪式，隆重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并陪同其检阅三军仪仗队，这在美国外交史上绝对是空前的。”访问期间，美国各大报刊登载了许多邓小平访美趣闻。1月29日，《纽约时报》就有这样一篇报道，标题是：“卡特总统向邓小平副总理保证，他可以随便一口口猛喷‘熊猫牌’香烟而不用担心触犯美国法律。”在文中，作者用诙谐的笔触写出了邓小平、卡特的一见如故：

“中国副总理在抵达华盛顿后不久同美国总统举行的第一轮会谈中，卡特取出特备的‘熊猫牌’香烟招待中国客人。邓小平说：‘你不吸烟，我也免了吧。’卡特说：‘不必，我虽然不吸烟，但我并不反对吸烟，因为美国有一亿多吸烟者，我不能没有他们的支持。’邓小平问：‘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在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卡特回答：‘没有，只要我任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我父亲就是种植烟草的农场主。’邓小平笑道：‘好，我支持你父亲。’他点燃香烟，大口喷吐着。”

邓小平这次访美是成功的，这一点用卡特后来的话更具有说服性：“1979年1月，邓小平应邀访问美国，美国人有机会亲眼看到了第一位应邀正式来访的新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除了参加在华盛顿的欢迎仪式、宴会和会谈等活动外，还访问了我的老家佐治亚州和得克萨斯州。所到之处，邓小平都受到了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充满了喜悦和友谊的气氛。对我来说，这也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日子。他后来也多次对我说，那是一次成功而愉快的访问。”“邓小平访美那年，我还做了另外一件大事，美国首次向中国学生开放，允许他们赴美国留学。目前，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中，中国留学生的人数最多。”

在华盛顿，邓小平和卡特总共举行了3次会晤。第三次会谈结束时，卡特和邓小平在白宫玫瑰花园同各国记者见面，邓小平提出两人再次握手：“现在，两国人民都在握手。”“在我们两国之间，还有许多合作的领域有待我们去开辟，许多渠道有待我们去沟通，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双方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文化协定以及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事馆的协议，双边关系迈上一个新台阶。

20世纪80年代初，卸任的卡特首次访问中国，此后又多次访华。每一次，邓小平都盛情接待。随后，在美国一些企业、基金会和个人资助下，卡特创立了“卡特中心”，其宗旨主要是为促进世界和平事业和亚非拉贫困地区扶贫抗病服务。卡特曾问邓小平：“卡特中心能为中国提供点什么援助呢？”邓小平回答说：“中国需要改进对残疾人的服务。”于是，“卡特中心”在中国帮助建立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假肢制造厂，奠基和建成投产时，卡特本人两次前往中国剪彩。“卡特中心”的另外一个项目，是帮助中国培训残疾人学校的师资。在我国政府的支持下，“卡特中心”的这两个援助项目都取得了成功。

由于卡特出生于1924年10月1日，恰好同中国的国庆节在同一天，所以每次会见时，邓小平总要说：“你的生日是你与中国人民友谊的特殊情结。”卡特也深深折服于邓小平的外交风采，他在邓小平逝世后接受采访时说：“我深感荣幸的是，在我担任美国总统期间，邓小平与我实现了中美建交。”

邓小平逝世后，卡特多次沉痛表示：“这是一个悲痛的时刻，中国失去了一位伟人，我也失去了一位老朋友。我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卡特常向自己的国人呼吁，要求珍惜自己和邓小平缔结的中美关系：“许多美国人并不了解中国和美中关系，美中关系的关键是台湾问题。我经常提醒人们，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要记住当年我同邓小平谈判美中建交时达成的共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和我以后的历届美国总统都应遵循这一原则。”

“我是中国的朋友，继续维护和促进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我终生的使命。” 1998年2月19日，在邓小平逝世一周年之际，“卡特中心”在亚特兰大市举行了“美中关系研讨会”。在开幕式上，卡特精辟地说：“我任总统期间所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然，卡特执政时期，他和邓小平的私人关系也因美国国会通过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受到过影响。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谈到了这一点：“在卡特总统任内，中美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但在他任期的后一阶段，有一个《与台湾关系法》。”

“绵里藏针”的邓小平与“鹰派”里根碰撞出“八·一七公报”

1981年1月20日至1989年1月20日，美国白宫的主人是罗纳德·里根。作为美国共和党“鹰派”人物，里根在竞选期间和上台伊始对华态度很不友好。同样，被毛泽东誉为“绵里藏针”、“里面开钢铁公司”的邓小平也是“不信邪”、“不怕鬼”的。1981年1月4日，在获悉里根击败卡特当选美国总统后，邓小平向美国客人陈香梅等阐述了“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对里根进行“当头棒喝”：

“就中国方面来说，我们希望中美关系继续发展。坦率地说，里根先生在竞选纲领中说的有些话确实使我们有所不安。……我们理解在你们国家竞选中的语言执政后不一定付诸实施，我们重视的是里根先生就任后将采取什么行动。……

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报刊和一些人的言论大概有这么四种观点，这些观点如果不加澄清，很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判断问题。至于说我们穷呀弱呀，我们历来不回避，我们向来这样讲。……可是我们对自己也有一个清醒的估计，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敢于正视现实，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中国尽管穷和弱，但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所以，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

第二种观点，说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美国报刊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样的议论。这两年我们也做了一些蠢事，引起了一些人的错觉。有不少这样的代表团和那样的代表团往美国跑，我们没有控制住，而一些代表团的言论行动又不谨慎。本来去访问不是坏事，是好事，但却引起了一些人的错觉，以为中国现在有求于人。不但在美国，在欧洲也可能有这样的反映。……现在如果一切国际通道都切断了，我们也能够生存。即使现在世界发生大的动乱和各种难测的变化，中国自己也能够活下去。以为中国有求于人的判断，会产生错误的决策。

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我们说中美关系停滞不好，倒退更不好，但是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我们的关系倒退的话，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至于倒退到什么程度，那要看导致倒退的来势如何。这种话说多了并不好，但要明确一点，即在台湾问题上如果需要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只能面对现实，不会像美国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

……我们注意到，有的议论说，里根先生可能采取向台湾派总统私人代表的形式。今天我坦率地说，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认为这是什么私人代表，而是一种正式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果出现了这样或类似的事情，我们肯定会认为美国政府的决策已经改变了中美建交公报和上海公报的原则。它的性质不仅是使中美关系停顿，而且是使它倒退。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80年代的观点，也不是70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60年代以前的观点。

我重复说，我们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不但不要停滞，而且要发展。我们对竞选期间和总统就任以前的言论是很注意的，但我们可以对这些言论做某种理解。我们重视的是美国新政府上任后采取的行动。我刚才说的都是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我认为，使美国朋友们清楚地了解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这是很重要和很必要的。”

面对邓小平的严正态度，里根不得不正视中方的立场。入主白宫后，由于中国政府和邓小平反对美方向台湾继续出售武器，里根授意美国国务院与中方举行谈判。1981年12月4日，中美双方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在北京开始谈判，中方先后由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外交部美大司司长韩叙为代表，美方则由其驻华大使恒安石为代表。1982年8月17日,经过艰苦的谈判，中美双方发表联合公报，简称“八·一七公报”，它和1972年的中美“上海公报”、1978年的中美“建交公报”一起，共同构成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三大基石。

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里根出访中国，邓小平和他进行了亲切会谈。4月28日，邓小平对里根直截了当地说：“有资格发动世界战争的还是美苏两家。美国应从四个航空母舰的政策中走出来，否则将同世界上十几亿人口结成疙瘩。”很显然，当时美国的“四个航空母舰的政策”是邓小平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和美国拉开距离以确保世界战略平衡的原因。当然，里根任内还是做了一件极其有魄力、有助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大事，这就是建立了中美两军的军事关系。

在里根任内8年中，邓小平和里根在维护各自国家利益的同时，“英雄重英雄”，成为私交非浅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