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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政策与新中国“一边倒”决策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9-08-22  发表评论>>

六、正向反对的两股潮流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的事态发展与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正向反对的两股潮流。

美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末以来,它力图在亚太地区扩张势力,但毕竟不如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那样在这里实力雄厚,它的扩张企图又受到日本的迎头狙击。因此,在20世纪的头40年中,美国的政策不是支配、统治亚洲。美国一再重申在华门户开放政策,就是为了打破别的大国对中国市场的垄断,在中国为美国的投资和贸易争一席之地。及至二次大战结束,情况大不一样了。美国在远东扩张的主要对手日本被摧垮了,英、法自顾不暇,其在华和在亚洲势力大大削弱,相反,美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却称雄世界,无可匹敌。杜鲁门在1945年10月27日海军节的讲话中,得意洋洋地夸耀美国“拥有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支海上力量”和“世界上第一流的空军力量”,“几乎能随心所欲地在海上横扫敌舰和轰炸敌国海防”。29有了这样的实力,美国统治者的扩张欲望也就随之大大膨胀。在他们心目中,美国的“国家安全”已不再限于美国的领土、领海和领空,也不再限于美洲大陆,世界上任何地方有风吹草动,只要他们认为与美国“安全”有关,就可以进行干涉。在亚洲,美国当政者同样要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要在这里确立它的支配地位。早在大战期间,罗斯福就曾这样设想过,他把国民党掌权的中国作为制衡苏联势力的重要因素,把一个统一、亲美的中国作为美国治下的远东的和平与稳定的基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演变成“冷战”,随着杜鲁门主义的出笼,美国决策者把“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作为外交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他们要把中国置于其控制之下,保持在其势力范围之内,在“冷战”中充当美国的伙伴。但这只是美国政府的一厢情愿。

一个世纪来,中国社会经历了长期的动荡,中华民族的觉醒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也使中华民族的觉醒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中的迅速发展壮大正是这种觉醒的集中表现。中国人民打败日本的目的,不是为了使自己的国家受制于另一个大国,充当它的附庸,而是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于是,矛盾产生了:美国要按照其意图来摆布中国,决定中国的去从;中国人民偏偏不理这一套,而要走自己的路。这两股正向反对的潮流发生冲突乃是不可避免的。可见,解放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归根到底是美国的扩张与干涉同中国的民族解放之间的矛盾。而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从中国社会内部爆发出来的这股要求变革的伟大力量,是美国决策者左右不了的。决定中国命运的只能是中国人民自己。

行文至此,自然要谈到中共的“一边倒”决策。“一边倒”不是中共的一贯方针。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1944年对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等的谈话中都希望美国能运用其影响制止蒋介石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希望美国帮助战后中国的重建。1944年秋冬至1945年春、1945年底至1946年,中共又欣然接受赫尔利、马歇尔的调处。但由于美国政府认定必须支持蒋介石,因此中共为争取国内和平、避免内战所作的种种努力都被付诸东流。而随着美、苏“冷战”的展开和逐步升级,美国政府对中共的敌视态度有增无已。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共“一边倒”的方针是被美国逼出来的。为了打破美国对人民政权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封锁,为了新中国的安全和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共除了“一边倒”,别无选择。这个方针是在世界上存在两大阵营这样一种特定的国际条件下作出的抉择,它表明了新中国坚定不移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政治倾向性,而不是具体的外交政策,丝毫不意味着中共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也丝毫不意味着我国拒绝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和平共处的外交关系。新中国诞生以后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一边倒”的决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注释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一),第542一543页,台北1981年版。

②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1941年第5卷,第611页。

③ 埃利奥特•罗斯福《如他所见》,第164页,纽约946年版。

④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573页,北京1957年版。

⑤ 参见拙文:《赫尔利使华与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确定》,《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

⑥⑦⑨ 《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530页;第527一528页,第532一533页;第620一621页;第448一450页,680页,628页。

⑧ 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359一360页,纽约1958年版。

⑩ 布卢姆编《华莱士日记》,第519页,波士顿1973年版。

11《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589-599页。

12《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448一450、680、628等页。

13《美国外交文件》,1946年第9卷,第935页,1945年第7卷,第630、768页。

14美国杜鲁门图书馆,总统公务档案,第633匣。

15《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104页,北京1974年版。

16美国杜鲁门图书馆,总统秘书档,第259匣。

17美国众议院外事委员会《紧急外援听证会记录》,第250页,华盛顿1947年版。

18《纽约时报》1947年11月25日。

19《中国前途与美国政策》,《远东述评》第16卷第13期,1947年7月2日。

2026美国杜鲁门图书馆,马休•康纳利文件,第1匣。

2122《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4卷,第41一42,21—22页;第12—17页。

23美国国家档案馆,第59类,国务院执行秘书处档。

24美国杜鲁门图书馆,迪安•艾奇逊文件,第64匣。

25美国国家档案馆,第59类,政策设计委员会档,第13匣;《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9卷,第827页。

27美国中央情报局1949年3月19日报告;美国杜鲁门图书馆,总统秘书档,第256匣。

28《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9卷,第271页。

29雷蒙德•丹涅特、罗伯特•特纳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8卷,第2—3页,普林斯敦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

(《党的文献》杂志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 中国网 责任编辑: 苏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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