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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1月24日 政务院颁布扫盲标准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9-11-23  发表评论>>

李芳华向记者展示1955年获得的扫盲奖状。记者 黄加佳 摄影

山西省万荣县村民们一边送粪一边学习。

1954年哈尔滨铁路管理局颁发的《识字证书》。

    1953年11月24日,政务院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扫盲标准、扫盲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通知》规定,扫盲标准为:干部和工人,一般可订为认识2000个常用字,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二、三百字的应用短文;农民一般订为能识1000个常用字,大体上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常用的便条、收据;城市劳动人民一般订为能识1500个常用字,读、写标准参照工人、农民的标准。各省、市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根据群众要求,县扫盲工作委员会或教育科可给考试及格者发扫盲毕业证书。

新中国扫盲运动——人类历史的奇迹

新中国成立之时,全国5.5亿人口中有4亿多都是文盲,文盲率高达80%。文盲,成为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扫盲成为摆在新政权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场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扫盲班遍布工厂、农村、部队、街道,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学习文化的热潮中。从1949年到1964年的十几年中,先后有近一亿中国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如此大规模并卓有成效的扫盲运动,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什么字,放光明?学习,学习二字我认得清。”

上世纪五十年代,这首《夫妻识字》曾在大江南北风靡一时。那时,无数人就是唱着这首歌,走进了扫盲班的课堂。1949年,全国5.5亿人口中80%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个识文断字的人来。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知识是一个根本问题。

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那时,他已清醒地看到,文盲充斥的现状将会给建设一个新中国造成多大阻碍。

事实上,并没有等到战争结束,解放区的扫盲工作就已经开始了。那时,解放区里每到冬天农闲季节,农民们便会被组织起来读书、识字。由于这种学校只在冬天开课,因此大家叫它“冬学”。革命战争年代,冬学不但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但各地冬学水平参差不齐,教材、师资和组织形式也千差万别。许多冬学还存在重视政治教育、轻视文化教育的状况。解放后,重新规划冬学,成为教育部的头等大事。

1950年9月20日,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在开幕词中开宗明义,表示工农教育应该以识字教育为主。

来自中央、各大行政区教育部门、妇联的工作人员,以及工人、农民业余学校的模范教师和学员共400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原教育部成人教育司处长李吉元就是其中一位。会上,代表们畅所欲言,对于工农业余教育的组织形式、教材、教学计划和经费等各方面问题进行了讨论,还提出了“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口号。

令李吉元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会议进行到第七天时,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毛泽东还与到会的学习模范亲切握手、合影,与会代表受到了极大鼓舞。会议能够吸引毛泽东的关注,这本身就说明了他对于扫盲工作的重视。

民校开课了

1950年底,与全国各地一样,京西石景山区也开始着手创办民校。那时的石景山远非今天一幅城市景象,而是地地道道的农村。民校开办之初,寻找教师成为工作人员最大的难题。

一天,石景山区麻峪村的村干部,找到了正在村上参加爱国卫生运动的李芳华,问她愿不愿意到民校当老师。村干部的提议让李芳华吃了一惊。当时,她只是一个年仅15岁、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小丫头。解放前,李芳华跟着父亲在北京城里做小买卖。“城里孩子不像农村,都上学,没有在家呆着的。这么着我才上了学。”李芳华说。就是那几年的城市生活,使她有了上学读书的机会。1949年,家里土改分了田地,她又跟随父亲回到了老家麻峪村。

麻峪村位于石景山区最西端,当时全村共有420多户,2957人,除了少数人在钢铁厂和电厂做工外,大多数都在家务农。村里虽然也有个小学校,但上过学的人却寥寥无几。虽然只读过小学,但此时李芳华已经成了村里的文化人。

可让她一个15岁的小姑娘,教村里一帮婶子大妈,李芳华心里还真有些打鼓。村干部给她打气:“上过小学就够了,能当老师。”于是,李芳华成了石景山第一批民校教师。

不久,她与区里其他几位民校教师一起参加了石景山区在麻峪村组织的民校教师集训。李芳华回忆:“集训由麻峪村小学老师主讲,主要是学人家怎么备课,怎么讲课,还要试讲。”

当时参加集训的还有石景山区北辛安镇的刘兰。刘兰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她的父亲就是老师,从小看父亲备课、教书,耳濡目染,刘兰不但学会了文化,也有了些当老师的心得。不过小小年纪教一帮成人,刘兰还是有些紧张。为了能上好课,她没少蹲在自家院里练板书,“一块方砖写三个字。我把课文里的生字都自己练好了,上课的时候心里就有底了。”

尽管准备充分,头回上讲台刘兰还是有些发慌。“我班上的学生都比我大,有些还街里街坊地住着,见面都得叫二婶、舅母什么的。现在,他们都坐在教室里,喊我老师,真有点不好意思。”

学生们的认真劲,很快就让刘兰进入了状态。“每天上课,班长都带着全班起立,喊‘老师好!’跟正规学校一样。”对于学生们的配合刘兰至今心存感激。

李芳华教的班学生都是麻峪村的妇女。每天中午,小学校的孩子们放学回家了,她们便集中在教室里上两个小时的课。妇女们孩子多,家务重,来民校上课很不容易。家里活多,迟到的人也不在少数。为了让学员们调整心情,赶快进入上课状态。每节课开始时,李芳华都先组织学员们唱歌,前文提到的《夫妻识字》就是学员们最喜欢的一首歌。

有的学员孩子多,上课时背上背着一个,手里还牵着一个。小孩子不像大人能安安静静地听讲,时间一长全坐不住了。很多人反映,教室里乱哄哄的,根本听不见老师讲课。为了这,学员们写作业时,李芳华还得把孩子们拉到院子里做游戏。

文章来源: 人民网 责任编辑: 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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