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低下，投资回报率不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致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是中国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从城乡名义收入增长率来看，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要低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1997～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平均值为9.31%，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平均值则为6.47%。基于历史上形成的城乡差距以及增长率的差异，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改革开放后，中国城乡收入比在1985年曾经降到1.8：1的历史最低点，而到2006年，这个比值扩大到3.3：1。

以粮价上涨为核心的食品价格上涨在客观上起到增加农民收入的效果，粮价上涨能够直接增加农民收入，2007年第一季度，中国农民出售农产品收入同比增长14.9%，由于农民食品自给性消费占总消费中的比重高达20%以上，食品价格上涨对农民消费影响较小。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农民在食品价格上涨中得到的收益是相当有限的，大部分涨价收益实际上被流通环节所攫取，根据有关专家的估算，城市居民每多支出1元钱的粮油成本，农民真正得到的实惠不足0.15元，流通环节则赚去了0.85元以上。

（三）通货膨胀带来低收入群体的焦虑感，增加了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这些都可能诱发各种社会问题

通货膨胀给低收入者的福利带来极大的损害，这让他们感到焦虑和不公平。如果此时有一些经营者通过囤积居奇、非法涨价而从中渔利（例如世界方便面协会中国分会主导的方便面集体涨价行为），这就更容易激起社会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不满和愤怒，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发生的概率与频率也会因此而增加。

此外，在通货膨胀时期，各利益主体都希望把通货膨胀的压力与损失转嫁到其他主体身上，各种社会摩擦与社会冲突也由此发生。在这场错综复杂的较量中，每个身处险境的团体，只要有可能，都会想方设法把手中的弱牌扔给别的团体。

通货膨胀增加了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人们行为短期化的取向比较明显。根据央行《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供的数据，2007年6月末，金融机构居民户人民币存款余额17.3万亿元，其中，居民户活期存款同比多增404亿元，定期存款同比少增6343亿元，2007年9月末，金融机构居民户人民币存款余额17.2万亿元，其中，居民户活期存款同比少增405亿元，定期存款同比少增9305亿元。居民存款的活期化使得商业银行资产与负债期限不匹配的矛盾更加突出，加剧了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在实际利率为负以及股市对财富放大效应的作用下，居民存款大规模地向股市搬家，2007年央行第三季度金融运行报告显示，居民储蓄存款增加额同比再度减少，投资资本市场的资金则逐渐增多。居民存款大规模地向股市搬家，这是居民在通货膨胀背景下追求资产保值增值的理性选择，但却可能加剧股市的波动与震荡。

二　资产价格上涨的社会影响

房地产与股票是与居民生活最为密切的两种资产，2007年，这两种资产的价格都呈持续快速上涨趋势。2007年1～10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涨幅，2007年上证综合指数跨越关键点位的时间。

（一）资产价格大幅上涨，迅速扩大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加剧了低收入群体的不公平感

个人收入按其构成可分为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主要由动产与不动产而获得的收入，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房地产等）。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240元，同比增幅为26.5%。在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的推动下，2007年居民财产性收入将会大幅增加，但是由于不同群体拥有财产或者资产的类型、数量与质量不尽相同，他们在财产性收入方面的差距必将逐步扩大，进而扩大收入分配差距。

近年来，中国大中城市房价上涨较快，这既与房地产市场需求旺盛、供给不足以及供给结构不合理（普通住房相对豪华住房供给不足，居住用房相对商业用房供给不足，保障性住房相对商品房供给不足）有关，也与房地产价格持续快速上涨强化了人们对房价快速上涨的心理预期有关。这种预期源源不断地催生着对房地产的投资与投机需求，也使得高企的房价具有自我维持的特征。

在房价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高收入者是最大受益者，收入与财富为他们提供了强大的购买力，他们对房价、首付比例、房贷利率都不太敏感，炒买炒卖房地产似乎成为他们的专利。“买房不问价就像挑西瓜”是对他们购房行为的夸张描述。2007年，炒房者在长沙、武汉、成都等地卷起一股又一股购房旋风，助推各地房价上涨并从中套利。

根据《中国青年报》与新浪网的一项联合调查，近六成受访者称中等收入者成为高房价最大受害者，因为中等收入者具有强烈的购房愿望，但他们无法像高收入者那样对高涨的房价不敏感，无法像高收入者那样从炒房中赚得盆盈钵满，也无法像贫困群体那样能够享受到经济租用房、廉租房的特殊照顾。从收入状况来看，中等收入者一般属于中产阶层。然而，我国的中产阶层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中产阶层，这个群体规模有限，而且尚未形成稳定的结构、经济实力还比较脆弱。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的一份调查报告，6万～50万元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计算）的标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这个标准的门槛是非常低的。由于中等收入者经济实力较弱，沉重的购房负担很容易把他们重新打回贫困的状态。

与中等收入者相比，低收入者在高企的房价面前显得更加无助，各种保障性住房（比如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等）似乎成为他们满足住房需求的唯一希望。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扩大经济适用房的投资与供给，经济适用房的销售价格增幅也远低于普通商品房价格增幅，但由于经济适用房在投资建设、销售分配等方面尚存在着许多体制性弊病，它在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上的作用仍然有限。

高收入者在本轮股市牛市行情中迅速地实现了财富的升值，低收入者则因为收入有限、消费占据收入绝大部分比例、边际消费倾向较高、预防性储蓄意识和风险规避意识较强等原因而未能参与分享这场牛市盛宴，他们与高收入者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不断扩大。股价飙升不仅让高收入者成功地抵御了通货膨胀，也让他们从股市的财富效应中获得了福利水平的提升。

资产价格的飙升扩大了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这可能会引起弱势群体的挫折感、不公平感，长沙市民对“深圳炒房团”的抵制态度很有代表性。长沙的一些小区和街道曾打出了“抵制深圳炒房团”的标语，红网论坛上一篇题为《深圳炒房团滚回深圳去吧》的帖子更是激起了轩然大波。但是，炒房套利毕竟不同于股市违法违规的套利行为，相比之下，人们对股市违法违规行为更是深恶痛绝，例如工作人员挪用公款炒股、企业骗取银行贷款炒股、证券从业人员设立“老鼠仓”（比如上投摩根唐建“老鼠仓” 事件）、虚假信息披露（比如杭萧钢构事件）、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比如“带头大哥”事件），等等。

在此，值得特别提及的是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中的“带头大哥”事件。2006年5月10日，“带头大哥777”以王晓的身份开始在某网站上传授股票经验。他事业越做越大，其网页点击率达3000多万次，最终被炒为“散户的保护神”，通过缴费方式申请加入“带头大哥777”QQ群的人员多达900余人。2007年7月2日，在网络上叱咤风云的“带头大哥” 以涉嫌非法经营证券投资业务被逮捕。“带头大哥”财富故事的背后是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股市一路向牛的冲劲。在“全民炒股”的浪潮下，互联网实时沟通和虚拟面纱的聚合放大效应，再辅以“带头大哥”打出的“散户守护神”招牌，所有这些被空前巧妙地扭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