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运河民俗，作为运河沟通和酒运过程中而由民众所创造的传承文化，是一个包容百川的文化体系，其脊梁是工商业文化，且强有力地呈现出一种“人定胜天’，的气格精神。它对流经地旧民俗不断冲击，渐而呈一种互补汇融的状态，最终达到相互交会共处的结果。在水一方的运河民众首先创造着极其丰富的物质民俗;并伴生有精神民俗的奇伟壮观;同时呈现出鲜明的开放色彩。在重整大运河的今天，运河民俗文化为建设“大运河经济带”提供着可资借鉴的第一手材料和可待弘扬的精神;促进运河在高新科技条件下焕发青春;这笔珍贵资源还将为未来开辟一条风光绮丽的旅游热线。

关键词:大运河民俗;流经地旧民俗;冲击及互补;文化蕴义;当代影响

京杭大运河，作为维系近古中国大一统局面的政治、经济、文化纽带，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推动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加快了运河区域城镇化的历史进程，营造了新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资源环境，高扬起开放交流、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近千年历史塑造，而自然形成多层面独特的运河民俗文化，对于流经地旧民俗的冲击是必然的，甚或是激烈的，随后在长期的冲撞磨合的过程中最终得以相互接受、融合。这种自传统社会中优化而成的，较具先进意识的民俗文化，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的鲶鱼效应，对于整个中国文化而言有着重要的标示意义。有人预测，新世纪的中国，最浩大的工程将是对旧运河的改造与新运河的挖建工程。届时，运河文化的内外功能及运河区域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亦必将是未来社会的一大话题。本文拟对运河民俗的文化特色及内涵蕴义及对当代的影响做一番归结整理，期冀引起对这一课题的广泛关注。

一、运河民俗的文化蕴义

1.运河民俗的文化特色

运河民俗作为运河的沟通和漕运而由民众所创造传承的文化，在漫长的积淀塑造过程中，黄河文明、长江文明是其文化基石，又接受着流经地的古国文化和区域文化的影响，融汇了诸如吴越文化、荆楚文化、齐鲁文化、秦晋文化、燕赵文化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

首先，运河民俗的脊梁是工商业文化。运河的漕运作为近古的一种先进运输手段和巨大的社会生产实体，顽强地表现出自己在商品流通、商品经济中独领风骚的风韵。它胁裹着一条经济繁荣带，在中国东部地区形成了一个南北纵向的强劲辐射域。元代以后，由于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北方政治中心在经济上逐渐依赖于南方，所谓“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江南”。运河的作用开始由单纯的军事型向政治、军事、经济型转化；到了明代中后期，由于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量大增，南北经济交流越来越频繁，漕运不单是在向朝廷运输漕粮和贡品，而且成了商品流通的主渠道。漕运的货畅其流，带来了沿运城镇的商业繁荣；商业的繁荣，则又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形成了良性的循环。漕运习俗、商业经营习俗、造船习俗、城镇集市习俗、行帮会馆习俗等等，无不体现着工商业文化的深厚积淀。漕运、商船，本身就包含着商业习俗在其中。

皇家的漕运从一开始，就允许漕丁水手带“土宜”沿河贸易，只是每朝每代的捎带数量规定有所不同。商船更是不必赘述。城镇的建设，私人园林的修建，无不是因为商业的发生而出现的。如济宁雅称“江北小苏州”，则是赖于地处大运河中段，由南北货物集散之地的地利所致。商业繁荣，带来手工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了流经地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譬如，运河北段的著名城镇中，济宁、聊城、天津、北京等都建有一条竹竿巷。北方不产竹，而竹器交易却如此普遍，这类以竹器业为主的街巷名，深深烙有运河商业文化的印痕。游艺民俗，也有着工商文化的深刻烙印。有了商业的繁荣，才有了大市集、古庙会，以及供过往商人娱乐休闲的场所，也便有了游艺活动的场所，从而使游艺民俗得以发展和传衍。京城满族的八旗鼓，就是顺着运河由北而南传延开的，到山东的聊城、济宁等地，则称为八角鼓，沿运的商业重镇中都有传唱。

其次，运河民俗是包容百川的文化体系。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到杭州，它沟通五大水系，流经了6省市，全长1800多公里，经历了千年的历史塑造过程，成为南北水运的唯一通道，是中华民族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巧夺天工的伟大创造，也是中华文明的丰厚积淀。运河民俗文化，有着广深的内容。从先秦以来，由于各家文化思想的争鸣和吸纳，形成了多个文化圈，以东部地区而言，自北向南，形成燕赵文化圈、齐鲁文化圈、荆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大运河恰好像一条丝带将这些文化珍珠串连起来，形成一条独特的运河文化带。这条文化带反映了封建后期传统文化融汇的轨迹，容纳了各个文化圈的特色。如：燕赵文化的粗豪与守信、齐鲁文化的持重与豁达、荆楚文化的机巧与商才、吴越文化的灵活与敢为，还有秦晋文化的温厚善理财等等。如此融汇升华成的运河民俗文化，呈现出中华文明的精髓。再者，运河民俗文化，不仅具有带状的形态，而且从整个运河流域及其延伸区域来考察，几乎覆盖了中国的东半部。

大运河把杭州、南京、北京等几大文化中心联为一体，吸纳了古今中外文化精华，融汇南北中国各地风情民俗、饮食服饰、宗教信仰、官员礼仪等，形成了独特的运河民俗文化。运河区域诸城乡广大居民有着共同的节日习俗，甚至各地的饮食习俗也因运河而广泛交融。旧时，江南的扬州、江北的济宁居民煮茶皆取运河之水，天津居民饮食亦“皆运汲于河水”。扬州富商宴席上“饵燕窝，进参汤”，德州人照样把“燕翅席”作为高档享受，曲阜的孔府宴中招待贵宾宴席为“鱼翅四大件”、“海参三大件”，故海参、鱼翅、燕窝、鱿鱼、火腿等贵重食品充斥于运河城镇市场，如济宁城区就有多家海鲜行。此外，像通州的雪酒、泰州的枯酒、高邮的木瓜酒、宝应的乔家白酒以及绍兴老酒等，皆为诸市场上的寻常之品。同时随着南北风情文化的趋同，甚至在行业语言中，流行着南北各地商人共同熟悉的江湖式的切口，举凡称谓、建筑、起居饮食、家具衣饰、动物、器械、人体、身份职业、行业、数目、姓氏乃至天文地理等方面，都广泛使用暗语或特定的手式，此类词汇数目达三四千个，成为运河区域民间文化的一个突出现象。各地会馆是集贸易、娱乐、休闲、联络乡谊为一体的重要场所。如明代北京的会馆就有40余所，苏州亦有40余所，另有公所120余处。聊城有八大会馆，济宁有三省、湖南、浙江、金陵、句容、济阳等六大会馆傍河而建，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运河会馆和商帮习俗。更由于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日渐趋同，中国传统的宗教和外来的宗教沿运河两岸迅速传播。天主教自元明以来便随着外国传教士在运河区域的活动而得以传播，临清在14世纪已有天主教组织的建立。伊斯兰教随着回族同胞元末沿运河迁居，沿运重要城镇均建有大小不一的清真寺，以及相对集中的回族居住区。运河地区庙会和古会相当繁盛，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远至上千里外的数以千万计的商旅和旅客，并形成独特的都市文化，从而促进了运河地区的戏曲发展。从扬州到北京，融汇各地戏曲精华，形成了为各地观众认可的花、雅两大部，同时，形成了数以千百计的戏班，北京有“京师优童甲天下”之称，苏州等江南城镇则“学戏者甚众”。民间艺术便在运河商品经济这片土壤中茁壮成长起来，汇入运河民俗的大流之中。

运河两岸以水、湖、山而闻世的古城名镇，从南到北组成了以园林和庭院为主导的环境文化。杭州、苏州、扬州以至济宁、聊城、临清、天津、北京等大中城市中，都有为数众多的包括皇家园林、私人园林、别墅和亭馆等园林景观。这些园林作为丰厚的历史遗产，在运河民俗中展现出华丽多姿的文化色彩。 运河民俗文化，如它的母体一样，纳百川之水而行舟，形成了包容性极强、特色独具的文化体系。

第三，运河民俗中对神化人的崇拜多于对自然神的崇拜。翻开运河地图，仔细检索，你会发现沿线有许多的大王庙、关帝庙、禹王庙，而少有龙王庙。尤其是大王庙，一县之中甚至会有五、六处之多。大王庙、关帝庙、禹王庙都是祭奉神化的人。禹王即大禹，关帝即关云长。而大王，各地所奉之神不一，且历朝有别，元代有金龙四大王谢绪、晏公、萧公，明代有宋礼、白英、黄守才，清代有朱之锡、栗毓美、王仁福、张有年等，这些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的治水英杰。与沿海敬龙王、妈祖，东北三江及长江流域敬江神、鼋神的海洋民俗和江河民俗有很大不同，运河沿岸百姓不再祭祀这些自然神，而虔诚崇拜祭奠这些活河神——大王，以为这些大王是可以降伏那些龙王、鼋神等孽神的。从这一信仰习俗中更可深切地体会到运河民俗中“人定胜天”的气格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