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大运河；饮茶之风；北渐；南北文化融

隋唐大运河全线开通于隋炀帝大业年间，呈南北走向。它流经全国经济发展、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江淮地区，对封建王朝的漕运事业以及改变南北经济格局、促进国内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有着难以估量的贡献。正所谓“功在当代，惠及长远”。有唐一代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繁荣时期，与其最早承运河之惠是有相当密切之关系的。大运河膏泽唐朝处颇多，如为中央漕运东南粮食和物资，促进南北经济的发展以及沿岸商业城镇的繁荣等等，可谓功不可没。对此许多学者已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今笔者不揣浅陋，拟就大运河对唐代北方饮茶习俗的推动作用略抒一管之见，以求教于诸位方家。

唐人贵茶有个南风北渐的过程。茶自被神农氏发现后，因其有解百毒之效，在较长的时间里多用作药物或祭祀品，有时也被当作蔬菜一样食用。从现存较早的茶叶文献——西汉谏大夫王褒所作《僮约》来看，至迟到西汉，茶叶的生产已从其原产地云南发展到了四川西北部，且产量不小；茶叶被当成饮料，并已形成市场，拥有一定的消费群体。不过，当时茶叶的消费尚未完全大众化，茶在一定程度上仍被视为珍贵之物。魏晋、南北朝时期，产茶渐多，陕南、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茶园遍布，饮茶之风也传播日广，有的地区还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制茶、泡茶法。如《太平御览》卷867引《广雅》云：“荆巴间采叶作(茶)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瓶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笔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在长江下游的广陵，“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可见，不光是茶叶，现成的茶粥也已进人了市场。南人饮茶，已成风俗。

然而当时茶在北方却不受欢迎，多数北人不惯饮茶，甚至有以之为耻者。北魏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卷3中说：(琅琊人王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肃一一斗，号为漏扈。……彭城王重谓(肃)曰：“卿明日顾我，为卿设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复号茗饮为酪奴。时给事中刘缟慕肃之风，专习茗饮。彭城王谓缟曰：卿不慕王侯入珍，好苍头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内有学颦之妇，以卿言之，即是也。其时彭城王家有吴奴，以此言戏之。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惟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

“漏扈”、“酪奴”、“水厄”皆为嗜茶者的浑名，均非雅称，北人不好茶饮，从这段记录中便可见一斑，这种状况至中唐方始一变。唐中期前后，茶的饮用开始普及到北方。时“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饮茶成为一件很家常的事；且饮茶之人多而广，已成“比屋之饮”之势”，“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赋税所人，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邹、齐、沧、棣等州乃至京邑城市，茶店茶肆遍布，四方往来之人，“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十分方便。用唐人封演的话说：“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可见，今日我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无一处不晓茶，无一人不饮茶，这种风气肇始于中唐。

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得唐代饮茶之风北移呢?一般认为，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佛教的发展。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弟子的重要修行之一，便是坐禅。由于饮茶有却睡之效，一时间，茶在气候适宜的南方各山各寺广泛种植。饮茶风气迅速流传于各大小寺庙，至有“茶佛一味”说出现。至唐，仍是如此，尤其是重坐禅、断食及苦思渐悟的北禅宗在北方兴起后，茶叶成为与之相伴随的特殊饮料，几乎无一寺无茶。僧人饮茶既已成风，民间奉佛者自然转相效仿。因此，借着佛教的力量，民间饮茶之风由南渐北，遍及全国。《封氏闻见记》卷《饮茶》中有段记载，也明确指出大兴禅教对饮茶的影响：“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所以，可以这么说，佛教在唐代被推广的同时，也带动了北方的饮茶之风。

其二，文人的推崇与宣扬。正如诗僧皎然所言：“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在文人心目中，茶是高洁、脱俗的代表，与大多数文人的审美情趣不谋而合。而且，茶还能激发文思，所谓“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一碗茶下肚，文思顿如泉涌，足可见茶助诗兴、发文思之神力。唐代文人创作了大量与茶有关的诗文，如钱起的《与赵莒茶宴》、顾况的《茶赋》、刘禹锡的《西山兰若试茶歌》”、元稹咏茶的《一字至七字诗》、皮日休与陆龟蒙的《茶中杂咏》唱和诗十首等等。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者和推动者，文人在创作这类诗文时，虽绝大多数为的是抒发一己之情愫，但就客观效果而言，这些作品极有力地奠定了茶在唐人、尤其是北人心中的地位。文人嗜茶、赞茶、相互之间赠茶、谢茶，都可能为百姓所仿效。从这个意义上说，茶能走进寻常百姓家，成为家常饮料，并进而发展成为社交活动中的媒介，其中文人的诗文无疑起有很大的宣传作用。

其三，江淮种茶业的迅速发展。中唐以后，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单一的农业经济格局被打破，农业、手工业、商业齐头并进，呈现出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江淮一带，丘陵和山地被大量开发出来，用于种植各种经济作物，茶树即其中之一。时江淮种茶技术已有明显突破，有些区茶叶产量相当之大，绝非南北朝时寺院茶园可比。如面积并不大的湖州顾渚山，每年贡焙就高达18400多斤*。常州义兴县所产的紫笋茶，也是当时名晶，与顾渚山紫笋茶一起被列为长庆年间的贡品。卢商《请增加盐额奏》中曾提到：“常州自开成元年七月二十六日敕，以茶务委州县，至年终所收，以溢额五千六百六十九贯，比类盐铁场院正额元数，加数倍已上。””所纳税额既高，说明常州紫笋茶的产量不小。宣歙地区亦为唐代重要的茶叶产地，所产茶叶首屈一指，尤其是歙州祁门县，茶树遍植，农民十之七八以茶为生，出产的祁门茶名噪一时，四方贾客摩肩接迹而至”。与歙州毗邻的饶州，元和初仅浮梁一地，“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附近的婺源、德兴产茶量也不小，南唐人刘津《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中称：“太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此外，婺州、睦州、寿州霍山、舒州天柱山、蕲州蕲门等，均有茶区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