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种茶业的迅速发展还可从朝廷征收的茶税中体现。自德宗贞元九年(793)诸道盐铁使张滂奏请税茶以后，此法在唐朝便常行不废，且税率不断提高，高额的茶税同盐利一样，成为国家财政的来源之一。史料所见唐政府获得的茶利主要有：“自此(指张滂请税茶后)每岁得钱四十万贯”，(穆宗即位后，盐铁使王播)“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据此，在全国茶叶产量与交易情况同贞元年间相差不大的情况下，以贞元得钱40万计，是年朝廷可获茶利60万贯)，“开成元年，……诸州牟利以自殖，举天下不过七万余缗，不能当一县之茶税”，“(大中初)天下税茶增倍贞元””(当计80余万贯)等等。从上述史料可知，唐政府所获的茶利从贞元九年起，直至唐末，始终呈上升趋势。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所定的税率不断上调(当然，这期间也曾有过税率下调，如文宗开成元年(836)，李石为相，“以茶税皆归盐铁，复贞元之制”9，即恢复10％的税率)；另一方面则在于茶叶的生产和交易情况与贞元年间相比，有明显的提高，因此即使政府税率下调，茶利所得也丝毫不见少。

有唐以来，江淮地区凭借其良好的交通条件和地理位置，迅速发展商贸。大运河的开通，更促进其水运的发达，使该地区的商贸渗透到四面八方。就茶叶而言，四方茶商云集于此，携带“银缗缯素求市”，“或乘负，或肩荷”，或“先以轻舟寡载，就其巨蝗”，将本地或邻近产茶州县的茶叶贩运至北方，舟楫声昼夜不息。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量必然刺激茶叶的生产，促使种茶和制茶技术不断革新、茶叶的产量和质量不断提高，而优质高产的茶叶又必将吸引更多的商贾前来争购。中晚唐江淮的茶叶生产，应该说，就处在这样一个良性发展的态势之中。北人的饮茶之风，则是这一生产与市场循环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由于上述诸方面的原因，饮茶时尚于中唐前后，在全国各地风行开来。但值得注意的是，僧人、文人的崇茶让百姓从意识上接受茶，茶业发展也只是为饮茶之风提供了物质基础，要使这种风尚在饮茶尚未完全普及的北方和以肉类、乳酪食物为主的游牧区盛行，还需要适当的催化剂，这个问题在唐代因为大运河的开通而被解决了。唐时，由于产茶地多在南方，如巴蜀、江淮、两湖等地，茶商大都从这些地方集散，贩运四方。不排除他们沿陆路北行的可能，但在便于大宗货物转运的水运仍作为主要运输方式的唐代，缘运河北上无疑是茶商最佳的路线选择。正如李吉甫所说：“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很明显，在这支繁忙的商旅队伍里，不乏茶商的身影。所以，可以这样认为，大运河促进了南北两地的沟通，使北人与南人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风俗习惯也互相影响。没有这个文化背景，饮茶之风的北渐之路恐怕还要更长。中唐以后，唐政府越来越倚重江淮漕运，运河发挥的社会作用也越来越大，南北各地加速了文化融合的进程，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直到盛中唐之交，北方百姓才较广泛地接受饮茶。

简单地说，假如我们把文化大致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类，那么，饮茶风俗由南而北的流传当属于精神文化体系，而茶叶的交易则完全属于第一类的物质文化。这两种文化在中晚唐得以有机的结合，缘于诸多因素，但有一个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即二者拥有同一个物质载体，或者说同一个媒介，那就是茶商，确切地说，主要是缘大运河北上的茶叶运商。换言之，北人对茶叶的需求为茶商提供了商机，而当茶商将茶叶沿着运河由南向北大量转运时，饮茶之风也随之日益普遍，呈现出由南而北的渐进过程。

所以，下面来看看茶叶的北运。不可否认，由于茶区广布于南方各州县，各地茶叶除留于本地消费外，若要运往他地销售，可供选择的途径是很多的。但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大运河无论从运费、运量还是便利程度上考虑，都是各地茶商北上的首选之途，包括来自远在长江上游的蜀地的茶商。因此可以说，江淮一带除短途贩运的茶商因“东南郡邑无不通水”而可能取道其他河渠外，绝大多数以北方为主要销售地区的茶商都可能选择运河。也正因为如此，运河上才可能出现“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的盛况，晚唐的汴州城内，也才会有“水门向晚茶商闹”的热闹场面。

从下列史料中，我们可以大致追述到中晚唐茶商的贩运足迹：

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邹县属河南道，在兖州境内，齐州在河南道北部，沧州、棣州同属河北道南部，四地在地理位置上连成一片，分列于黄河下游南北两岸。这些地方以及京邑一带城市茶铺里的茶叶都来自江淮，市场如此分散，运途只能是选择汴河，然后再在汴州或宋州集散。

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潍湖者。

西部边民饮茶始自文成公主和亲，当时茶叶曾作为陪嫁之物一同前去，随后吐蕃连同回纥百姓皆嗜茶成风，竟至“宁可三日无油盐，不可一日无茶”的程度，中唐以后政府与吐蕃、回纥长达数百年的“茶马交易”也与此风之盛行有关。从赞普摆出的名茶可以看到，当时东南出产的茶叶已向西北销售。毋庸置疑，至少寿州、舒州和顾渚的名茶是通过运河运至西蕃的。

濠亳徐泗汴宋州贼，多劫江南淮南宣润等道；许蔡申光州贼，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财物，皆是博茶北归本州货卖，循环往来，终而复始。这段史料记载的是“劫江贼”劫江区域的划分。泗、亳、徐、汴、宋等州都位于河南道，濠州虽位于淮南道，但与徐泗二州毗邻，这六州分别由汴水、蔡水、涡水、泅水、淮水等几大水系沟通。来自江南、淮南和宣润等道的货物(也包括漕米或贡品)，常为这几州的“劫江贼”所劫。可以推测，这些货物若不被劫，必定也是要沿淮、汴河运至北方各地的。再者，“劫江贼”以劫掠所获的财物入江淮一带茶山博茶，转换成合法身份后再北归本州转运倒卖，其所走水路中，汴河亦当是主要的一条。

泗口税场，应是经过衣冠商客金银、羊马、斛斗、见钱、茶盐、绫绢等，一物已上并税。”泗口为泅水与淮水的会合处，淮阴一带，从邗沟转运汴河须经此地。而在经过这里的茶商中，自然有一部分是要沿汴河再行北上的。

类似记载还有不少，此处不赘举。从运河上运来的茶进入北方市场后，主要以两种方式流通，其一，茶叶的直接交易；其二，茶水作为饮料在茶肆中交易。但无论以何种方式，其结果都一样，即促使饮茶之风行于更远更广，使普天之下，从宫廷到民间，从文人到百姓，从僧道到隐者，无人不识茶味，无人不闻茶香。宫中饮茶不必多说，每年大量进贡的名茶就是证明；文人闲时待客、独处咏怀乃至友情往来，也都少不了茶。柳宗元有诗《奉和周二十二丈酬郴州侍郎衡江夜?自得韶州书并附当州生黄茶一封率然生篇代意之作》，记的是从韶州寄往郴州的茶；刘禹锡《尝茶》诗曰：“生拍芳丛鹰觜芽，老郎封寄谪仙家。今宵更有湘江月，照出菲菲满盟花。”这是在朗州饮茶；刘言史《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云：“粉细越笋芽，野煎寒溪滨”，这是在洛北野外，煎饮来自越州的茶；白居易诗《萧员外寄新蜀茶》”中，写的是从蜀地寄往渭水之滨的茶；“闲吟工部新来句，渴饮毗陵远到茶”，他这品的是常州茶；朱庆余《凤翔西池与贾岛纳凉》诗云：“拂石安茶器，移床选树阴”，是在西北风翔饮茶纳凉；而徐铉《和萧郎中小雪日作》曰：“征西府里日西斜，独试新炉自煮茶”，却又是在征西府里晶茶了。可见，茶在唐代已完全进入文人的生活中，成为文士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