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一直是古代中国的大动脉，承担着粮食运输的重要功能，伴随漕运而来的交通、经济、移民、商贸和税收，更深远地影响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江苏在中国漕运史上地位重要，自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以来，江苏一直处于漕运中枢，是漕粮的重要产地、转运中心，漕运给江苏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一座博物馆，唤醒一座城市的记忆

春节刚过，淮安市楚州区的中国漕运博物馆建设工地上一片繁忙。今年底，这座博物馆将开馆迎接八方来客，展示中国漕运史的繁盛与辉煌。

博物馆设计者、东南大学朱光亚教授告诉记者，漕运博物馆采用明清时代建筑风格，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占地3000平方米。为什么中国漕运博物馆选址淮安？朱光亚解释说，博物馆的前面，就是明清两代漕运总督署遗址，而漕运总督署，则是全国漕运的最高管理机构。

在今天的交通体系中，淮安并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地方，我们也很难想像，漕运曾经带给淮安的繁华。多年研究当地历史文化的淮安市政协副主席、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荀德麟为我们描述了淮安作为漕运枢纽的500年历史：“博物馆大致位于当年漕运总督署的大观楼和淮海节楼的位置，漕运总督是明清两代主管漕运的官员，掌管着长达1790公里的漕粮运输，江浙鄂赣湘豫鲁七省归其节制，运河沿线1.2万只漕船、12万漕军听其调遣。又因为淮安位于黄淮运交汇处，最难治理，因此河道总督也驻节于此，与两江总督等封疆大吏平起平坐，有‘天下九督，淮居其二’之名。这里的常盈仓是特大型漕粮中转仓，可容纳150万石漕粮，被称为‘天下粮仓’；清江漕船厂是全国最大的漕船制造基地，船厂绵延23里，工匠6000多人，历时近400年；位于板闸镇的淮安榷关，明清时期的常关税居全国首位，故有‘天下第一关’之誉。”

淮安师院副院长张强用数字来说明淮安在漕运史上的重要性：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7000万两白银，通过漕运实现5000万两。为保证漕运畅通，河道总督每年要花1000万两以上白银治河，淮安城当时的人口达到100万，全国四大盐商有三家住在淮安河下镇，当地的私家园林有近百家，河下仅明清两朝，就出过56名进士、160多名举人和贡生，状元、榜眼、探花都有，“河下三鼎甲”更名闻遐迩。

由于淮安处于秦岭——淮河这条南北方的自然分界线上，造成了运河南北漕运能力较为悬殊，因此淮安成为南船北马的交汇点，物资在此由水运转为陆运北上，人员乘车马在此换船优游南下。由于运河与淮河落差大，船行过淮，不仅要盘坝过闸，还常因待潮待风滞留淮上，因此淮安城货物之丰富、仓储之发达、各色人等的汇集、市井的繁华可想而知，由此也催生了饮食业的发达。在清代，京都的皇家显贵纷纷从淮安引进厨师，在淮为官者调离时也常带着厨师走。在开国大典的国宴上，张文显等一批淮厨被借调进京，淮菜“软脰长鱼”率先登台，被誉为“共和国第一菜”。

明清两朝，淮安是中央政府的河道治理中心、漕运指挥中心、漕船制造中心、漕粮转输中心和淮北食盐集散中心，中国漕运博物馆建在淮安，不仅展示数千年的漕运历史，更唤醒了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

江淮，千余年的漕运中枢

人人都知道，漕运是古代中国的国家命脉，然而“漕运”的含义却很少有人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实际上在古代“漕运”就有多种解释，我们可以将其简单地理解为“官方组织的公粮水运”。在古代，如果没有漕运，就很难进行大规模长距离的粮食调运，如果靠人力和畜力运输，一路上边运边吃，那么可能还没运到，粮食就已经被吃光了。而漕运则可以实现大规模的转运，同时漕河沿线每年看到数千艘漕船运送粮食，这对国家的人心安定是大有裨益的。

秦始皇是我国漕运制度的创始人，秦始皇攻匈奴时，从山东向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转运粮食；攻南越时，凿灵渠沟通湘江与珠江水系运粮。楚汉相争，萧何将关中粮食转漕前线以供军食，对汉军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保证作用。汉武帝时，全国漕运粮曾高达400万石。不过秦汉时期，漕运尚无定制、定时和定额。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纵向沟通海河、淮河、黄河、长江与钱塘江五大水系，从此漕运进入大运河时代，漕运制度也开始逐步成熟。扬州市文物局副局长顾风说，从那时起，江苏便在千余年的时光里处于漕运中枢地位。一方面，漕粮最主要产地是苏南和浙北，江淮地区对于首都长安之类的大型城市的供粮、官员俸禄的支付和守边将士的军粮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另一方面，江苏是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省份，又是黄河、淮河、运河、长江同时流经的省份；另外，漕运的指挥中心和仓储中心也多数处于江苏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