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运河之城、盐商故里，根据其名人荟萃、故居成片的特点，近几年先后重点翻建了东关街、东圈门历史文化街区、教场民俗文化街区和南河下盐商文化街区。扬州盐商文化遗迹众多，包括个园、何园、卢氏盐商古宅、汪氏小苑、鲁门古宅…… 走进这座城市，随时随地和运河、盐商发生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扬州5.09平方公里的老城区中，汇集了几十座盐商住宅、庭院和花园，其中东关街、东圈门和南河下三处地段最为集中。扬州致力于发掘扬州盐商文化，打造有特色的旅游街区。以东圈门、东关街为“两轴”，对盐商住宅进行保护性整饬，建设古城街巷风貌景观带；整治老城丁家湾地块，构建“何园—盘谷—二分明月楼”的盐商私家园林观光带；整治南河下盐商住宅聚集区，构建盐商会馆观光带。

对于扬州，运河文化和盐商文化是两个重要的文化典型。一部运河史里不能没有盐商史，一部盐商史与运河史息息相关。

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本性决定，封闭隔绝是其重要表现之一。而近代资本主义的掘起的一个重要表现则是交通的发达与通畅，从而形成统一的大市场体系。而在清朝中后期，这一状况大大的得以改善，主要表现在糟运上，为解决北方粮食供给以及协调各地之间粮食分配和应付天灾人祸的需要。全国的粮食交通网得到了进一步的梳理与发展，从产地、集散地、转运地、区域性市场及运输路线都以基本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路线。而这一网络的形成势必带动其它商品的区域性交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封建社会地方经济势力条块割据的局面。也就促使了各地的土特产、手工业产品及生产原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自由流通的趋势。

而与这些交通网息息相关的大城市，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像扬州是以盐业、漕运、河运兴起的，尤其是盐业。明万历年间的的扬州盐商以多达百余家，资本总额超过3000万。虽然在清初遭遇扬州十屠。但在康乾年间，又再次超越往日的辉煌，徽商和山西的晋商，聚集此处，商铺和手工作坊林立，汇兑、钱庄、典当业都相当发达。扬州成了全国最大的金融中心城市。

扬州得水利之便，成了吞吐量极大的盐运中心，每年有十亿斤以上的海盐经过扬州转运到安徽、河南、江苏、江西、湖南、湖北等地，两淮盐运使的官署也设在扬州，无疑，则给扬州经济带来空前繁荣。清朝为了食盐的营运，将帝国分为十一个区域，总部设在扬州的两淮盐区包含了长江与大运河之间的地区，在产量与贩售利润很轻易地就超过其它地区。清代著名学者汪中在《广陵对》里指出：“广陵一城之地，天下无事，则鬻海为盐，使万民食其业。上输少府，以宽农亩之力，及川渠所转，百货通焉，利尽四海。”

扬州盐商，是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典范。十八世纪大本营在扬州的盐商，他们的经营范围扩及华东与华中的大部分，无疑地可以说是中国资本家中的佼佼者。早在十九世纪前半叶广州公行商人举足轻重之前，扬州商人就夸称个人财富与累积资本之雄大，超越在帝国内任何个别的工商群体。像公行商人一样，他们将其财富与权势归因于政府所给予的独占垄断权。然而他们与公行不同之处，是他们的财富直接从国内贸易中取得，完全未受到欧洲贸易方法的影响。因此，扬州盐商提供了我们一个中国内有的商业资本主义形式的有趣研究案例。

淮扬盐商的销盐区是安徽、河南、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这里是清朝当时在全国划分十一个盐区中最大的一个，利润高、销售范围广，使扬州盐商牟利甚厚。他们富可敌国，让平民百姓瞠目结舌。“富者以千万计”，“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其挥霍豪侈也是惊人的，仅从他们的平常生活就能窥其端倪。喜好马的盐商，家中蓄养数百匹马，每匹马的日花销量就是数十金；爱好兰花的盐商，则把兰花从门口摆至内室的每一块空地上。

到“乾隆盛世” 时，扬州商业经济已冠全国。在乾隆年间，瘦西湖曾一度极盛。在他君临天下六十年，六下江南巡视，每次都到了扬州，乐乎这里的山与水，而瘦西湖又是“重中之重”，便促使了扬州园林迅速兴起。乾隆每来一次，湖上就添几处新景，十多年下来，就有了20多处了，有些园林还是乾隆的赐额。扬州园林极盛时，湖两岸园林连成片，无一寸隙地，其奇思妙构，点缀天然或亭或台，或墙或石，或竹或树，半隐半露间使人不觉其中，“绿杨城廓是扬州” 绝非虚名。

富起来的盐商，为了攀附官府，为了争取自己的社会地位，便寻求走“贾而儒”的途径，兼商人与士子于一身，融厚利与富名于一炉。他们仿效文人主持风雅活动，广交文友，与士子、书画家密切往来，并以雄厚的资财给他们在经济上给予资助，活跃了扬州文化气氛，吸引了广大诗文书画家，扬州八怪就是这时与盐商相互依存，生活上得以安定，艺术上得以发展的。

清代乾隆年间，扬州盐商以皇帝南巡为契机，纷纷置办昆曲家班以迎銮接驾，出现了昆曲史上著名的“七大内班”，对昆曲的发展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淮扬菜系的形成、发展与扬州盐商脱离不了干系。当时，每个盐商家中都有自己的“庖厨”，每一顿饭要备数十种菜。到吃饭时，侍者端菜到主人面前，主人以菜的色泽选其食用，不被选用的要重新换其他类。而且选料、烹制一定要精。

清代康乾时期，垄断两淮盐业的八大商总全部聚集扬州，将大量资金消耗在扬州及其附近，把扬州造成了一个商业繁荣、文化发达、人文荟萃的园林城市，也使之达到了当时中国城市经济与文化的巅峰。风雅、奢华的“盐商”、“扬气”的生活方式，对于当时的社会风尚、思维方式、生活习俗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扬州城的盐商住宅是这座城市建筑文化的典型代表。

扬州著名学者韦明铧先生所著《两淮盐商》向人们详尽地阐述了一则则关于盐商的故事，并通过对盐商的研究，剖析了锻造扬州人性格的土壤。 在《两淮盐商》中，作者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给评价扬州盐商，“扬州盐商那种寄生性、依附性和消费性的本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从他们身上根本找不到同一时期西方资产阶级那种锐意进取的朝气蓬勃。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正当东方最富有的集团用大量白银建造瘦西湖上豪华的五亭桥时，英国的瓦特正致力于改进热效率较低的牛考曼蒸汽机，不久，西方掀起了工业革命的狂飙。”

据王振忠的《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等研究资料中的评述：扬州盐商的巨富是利用清朝政府给予他们的特权——盐引制，通过垄断经营、贱买贵卖等手段取得的。他们兴盛于此，也败落于此。有特权庇护，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官商。盐商们的大量财富成了清政府特殊用项的来源，两淮的盐税直接关涉到清政权的经济命脉，“损益盈虚，动关国计”。于是形成了上至皇帝，下至臣僚和扬州盐商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微妙关系。扬州盐商也无形中承担了许多封建义务。遇大灾大难时，大力支持清政府是他们报效朝廷的最好机遇。然好景不长，到乾隆中叶已出现衰败迹象。嘉庆道光年间，清政府频繁的查收勒索使扬州盐商无利可图，一蹶不振，于是纷纷走散。 （作者：南京大学历史系 杨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