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两代是大运河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运河网贯穿了我国东部的广大地区，沟通了唐宋两国都与黄河下游南北、长江三角洲与浙东富庶地区的联系，巩固了唐宋王朝的统治，推动了我国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运河沿线的长安、开封、魏州(大明，宋时称北京)、贝州(清河)、幽州(北京)、宋州(商丘县，宋时称南京)、泗州、楚州(淮安)、明州(宁波)、江都(扬州)、润州(镇江)、常州、苏州、秀州(嘉兴)、杭州、越州(绍兴)等都成为最著名的经济都会和重要城市。而这些城市在它们繁荣发展的同时，以巨大的需求和交换能量影响着周围的广大地区，从而带动了运河全线经济的发展。

元朝统治时期将都城建于北京(称为大都)。为解决漕运之需，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水监郭守敬提出在北京与通河之间修凿河道，沟通北京与白河的交通。两年后工程竣工。这条全长100余里的通惠河，连接了南抵直沽(天津)的北运河。这使天津这个“海滨荒地”自元末明初逐步发展起来。由于这里地处海岸，元朝以后随着海运的发展和天津与京杭大运河的贯通，元代中叶这里已是“舟车攸会，聚落始繁”的工商都会了。由于漕运的发展，元朝政府在这里设立了“接运厅”和“临清万户府”，并建立了大型的仓库和码头，使位于天津西北60里的杨村码头到距天津东南70里的军粮城这一广大地区形成了联系紧密的经济发展区域。因此，明永乐二年这里开始筑城设卫，皇帝朱棣把这里赐名为天津。由于这里是“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的交通要冲之地，随着运河交通的发展，天津迅速繁盛起来。

自元代开始修通的北方运河，由天津经沧州、德州、临清、济宁、台儿庄到淮阴，裁弯取直，一路南下，直达杭州，使改，线后的各地经济随之迅速发展，一些新的集市城镇逐渐成为北方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京杭大运河在为我国古代提供了舟楫之利、带动了沿岸各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它所流经的地域提供了丰富的水利资源，改变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使我国整体自然状况得到较大改善；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发展。

江浙地区在南北朝以前一直是较为落后的地区，直到隋朝初年仍然处于“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虽无蓄积之资，然亦无饥馁”的原始农耕状态。当大运河贯通后，仅几十年时间，江浙地区就发展成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到唐中叶以后这里已成为国家最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大文学家韩愈曾这样赞誉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为富州。”江南的赋税则主要出于浙东、浙西两路。因此，当时有人说：从天宝年间开始，北方可以不耕地，仅吴越之地所产即可满足天下之需。到北宋时由江南两浙地区运往京师的漕粮仍不断增加，约占南粮北调总数的1/4。所以，宋初就有“苏杭熟，天下足”的谚语，充分反映出这一地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粮食的富足，也可以看，出江南农业在全国所处的重要地位。

经济作物的增多和种植面积的扩大，是江南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自运河贯通后随着南北交往的迅速发展，江南地区的蚕桑、茶叶、竹木、果树等经济作物的种类和产量都有很大提高。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茶叶的普遍种植和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堪为各种作物之首。

当时江南地区的宣州、常州、湖州、苏州、杭州等地都出产茶叶。尤其是湖州所产茶叶在唐代被列为贡品，由专船运往京城供皇室享用。宜兴的唐贡山即茶山，因所产茶叶皆为贡品而得名。当时传人西藏吐蕃王室的名茶就有湖州的紫笋茶。到宋代江南茶叶出现了许多名晶，饮茶也成为当时南北各地人民的生活习惯。一个大臣在奏疏中这样说：茶作为一种食物，就像粮米和食盐一样重要，不可缺少，远近各地都有这一习俗，尤其是普通百姓“嗜好尤切”。为满足全国的需求，茶叶已成为当时江南一带农户的重要经济作物种植品种，也是他们主要谋生手段。每当茶熟之际，四方商贾皆汇集此地，“将锦绣僧缬、金钗银钏，人山交易”。大量的茶叶通过大运河运往北方各地，一时间江南运河两岸“舟车相继，所在山积”。

随着运河的开通、交往的扩大，江南地区的蚕桑生产也迅速发展起来。晚唐诗人陆龟蒙在描写江南农民的景物诗中有“桑柘含疏烟，处处倚蚕箔”之句，古籍中更有“湖丝遍天下”到黄淮视察淤田情况，并亲口尝淤田的土，说：“所淤之土细如面。”又派人到淤田中察看小麦的生长情况。由于政府的重视，政策合理，仅开封一带每年就增产粮食数百万石。改变了北宋时期“粟帛常贵，府库日虚”的窘况。

京杭大运河流经的沿线各地都采取不同的措施，充分发挥了运河的功能，在灌溉排涝、改良土壤等方面综合利用这条人工长河，使运河在沟通南北交通的同时，协调矛盾、合理分配水量，为我国古代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有诗人称运河是母亲河，是通向繁荣富强的河，这虽然是诗人的赞誉之辞，但也是对这条古老的人工河流做出的形象比喻和恰当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