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颖超同志的战斗足迹几度留在上海。30年代，她曾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坚持地下斗争三四年。40年代，她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再次到上海，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转入地下斗争。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及其机关，也不得不转入秘密状态。当时邓颖超在中央机关工作，先后担任中央直属机关总支部书记、中央妇委书记、中央机要工作负责人等职务。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邓颖超多次遇到险情，她临危不惧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依靠革命群众的仗义相助和自己的机智、沉着，度过劫难，转危为安。

邓颖超在上海曾主编过《支部生活》；并在《红旗》、《党的生活》等党刊上撰文，论述有关加强直属机关党的建设、提高党的干部秘密工作的水平，反对机关内部不良思想倾向等诸多问题。为保证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络，她还搞过中共中央的机要工作。而这一切，都是在残酷万分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中进行的。长达数年极端险恶的地下斗争，铸就了邓颖超同志那种异乎常人的坚韧不拔、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严守组织纪律的品格风貌。这种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所具有的特殊品质，对她完成这一段地下斗争的任务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1931年4月下旬，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顾顺章掌握许多党的核心机密，熟知中央机关和中央负责人的情况和秘密活动方法。他的叛变，对中共中央的安全造成空前严重的威胁。周恩来、邓颖超和中央的一些领导人成为敌人搜捕的首要目标。万幸的是，早已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钱壮飞抢在敌人动手之前，向中央报来了顾顺章已叛变和国民党欲以突然袭击办法“一网打尽”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的情报。邓颖超同志接到中央军委聂荣臻十万火急的通知时，周恩来恰巧不在家。当即商定，邓颖超带上顾顺章的老婆马上搬进一家日本人开设的旅馆暂避，由聂荣臻设法继续找到周恩来马上转移隐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邓颖超怀着对党对周恩来安危的无比担忧，自己身陷险境，却不忘对顾顺章的老婆做细致的工作，争取更多地了解顾顺章的底细。后来，周恩来亲自指挥她同聂荣臻、李克农、陈云等同志一道，经过二三天昼夜战斗，使中央负责人和中央机关终于安全转移，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搜捕计划。

但是，事情到此还没有了结，新的险情接踵而来。6月下旬又发生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事件。6月22日之前，周恩来、邓颖超和向忠发住在小沙渡路一个地方。为了全党和向忠发自身的安全，周恩来当面告诫向忠发，千万不能外出。但是向忠发将秘密工作的纪律和同志的忠告都置之脑后，6月21日他乘周、邓不在家，居然溜出去探望小老婆，竟夜不归，次日即被捕，很快就叛变了。中共中央和周恩来、邓颖超等又一次面临险境。22日，当得知向忠发已被捕叛变后，邓颖超顾不上个人安危，急如星火地通知几个地方的同志马上转移。因为没有找到周恩来，邓颖超冒着危险回到原住处；却不料周恩来已得到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也冒着危险回到原住处要抢在敌人下手之前通知邓颖超，安排一切。两人先后进屋，见面后匆匆约定联络办法即分头转移了。23日上午，当叛徒向忠发带着特务来搜捕时，已是人去楼空，敌人又一次扑空。为了证实向忠发的叛变，周恩来还亲自到这个住处附近察看，看到房间的窗帘已拉开，说明外人已进了房间，暗号已变动了。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不得不更加秘密地隐蔽起来，昼伏夜出，减少外出活动，准备向苏区撤退。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告别了上海，前往中央苏区。1932年5月，邓颖超带病冲破敌人重重封锁，抵达瑞金，和周恩来重逢了。

解放战争时期，邓颖超作为旧政协代表和中共代表团主要成员，再度来到上海。

1946年7月5日邓颖超抵达上海，此后近三个月的时间里，她和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为保卫抗战的胜利成果，反对内战，捍卫和平，做了大量工作。

邓颖超抵沪第三天，便以中共代表团成员和中共政协代表的身分会晤在沪各报记者，向舆论界指出：国民政府同中共达成的在东北暂时休战的协议，“并不能证明政府获取和平的决心”，因为政府的休战令是“以随时提出中共不能接受之条件”为前题的，且“政府早在济南平绥等地大事备战”。即便如此，中共为了达到全面停战、实现和平的目的，仍在谈判桌上作最后的努力。同时，邓颖超强调今天和平的关键，在于政府“立即放弃其一党独裁，重开政协”。

邓颖超在揭露国民党蓄谋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还同他们迫害各民主党派和各界进步人士的血腥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在南京下关车站遭国民党特务围困殴打后，正在南京的邓颖超立即随同周恩来连夜赶到医院慰问雷洁琼等四位受重伤的代表，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邓颖超到上海后，又专程到雷洁琼住处拜访，以示关心。7月，当昆明连续发生国民党特务暗杀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的血腥事件后，正在上海的邓颖超闻讯即与周恩来、董必武、李维汉、廖承志等致电李公朴、闻一多夫人，对李、闻的遇难深表哀悼，并对其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同时，就李、闻事件向国民党出席政协的代表提出强烈抗议。10月4日，邓颖超、李维汉又代表中共代表团出席在福州路天蟾舞台隆重举行的李、闻两先生追悼会。在这一国共双方力量正面对峙的追悼会上，邓颖超宣读了由周恩来亲笔撰写的悼词，奏响了抗议国民党扼杀民主实行独裁统治的最强音：“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当邓颖超念到“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时，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随后每念一句，台下便有掌声响起。邓颖超那铿锵有力的声音，把悼词印进了出席会议的每一个热血青年的心中，以至4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当年的小青年，如今已年逾花甲，他们仍能一字一句地把悼词吟诵出来。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又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随周恩来及新华通讯社、《群众》杂志代表共同前往静安寺上海各界代表公祭李、闻两先生现场致祭。

邓颖超在沪期间，同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开展了一系列统一战线工作。她抵沪不久，即拜访了留沪的民盟中央常委黄炎培，并与其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向他阐明了中共和平建国的主张。她还与冯玉祥、谭平山等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她先后以中共代表团成员的身分出席了上海妇女联谊会为冯玉祥夫妇赴美而举行的欢送会及各界祝贺谭平山60大寿而举行的宴会，并在祝寿会上代表中共代表团致词。作为出席在美国召开的国际妇女会议的中国代表，邓颖超与另一位中国代表宋庆龄的接触则更为频繁。她不但专程前往寓所拜访宋庆龄，就出席国际妇女会议一事交换意见，而且十分关心和支持宋庆龄所从事的旨在和平的一系列活动，还亲自出席宋庆龄举办的救济舞会等。

在沪期间，邓颖超收到了美国国际妇女会议的邀请信，请她和宋庆龄等人参加 10月中旬在美国举行的国际妇女会议。早在1946年5月，作为世界妇女民主联合会理事的邓颖超曾收到该会希望她赴巴黎参加6月在那里举行的理事会的通知，但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害怕中共代表到国际舞台上去揭露中国内战真相而迟迟不给邓颖超发放出国护照，邓颖超也因此无法启程。对出席美国妇女会议一事，邓颖超估计国民政府不会轻易放行，但这确是向国内外揭露国民党独裁专制，呼吁和平民主的好机会。因此，邓颖超在接信后的第三天即复函该会指导委员会主席卡特尔夫人，表示“在愉快和感谢中接受你们的邀请”，并及时向南京国民政府递交了申领出国护照的申请。对此，南京国民政府又故伎重演，企图以拖延、推诿的办法一拖了事。

为了尽可能争取出国，或通过这一事件揭露国民党政府独裁专制的真面目，以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邓颖超一方面通电国际妇女会议主席卡特尔夫人，争取国际声援，造成国际舆论；另一方面则以我们掌握的宣传工具，大量介绍将于10月在美国召开的国际妇女会议及其和平民主的主题，并随时透露她办理出国护照的情况。9月，为了把申领出国护照的斗争与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进一步结合起来，把中国妇女的意见充分提供给国际妇女会议，邓颖超向国内各界妇女发出了征求意见书，向全国妇女提出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政治的和平经济的世界里？”等六条提纲。之后，又在上海马思南路107号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召开记者招待会，向驻沪的中外记者介绍有关美国国际妇女会议情况及向妇女界征求意见的六条提纲。招待会上，针对出国被阻一事，邓颖超指出：“人民团体受政府如此垄断，正说明中国在一党专政的政府下，人民无起码的民主权利。”次日，除国民党在沪报纸外，上海17家中英文报都报道了这次记者招待会的消息和征求意见的6条提纲。北平、重庆、香港的部分报刊也相继刊载了这条新闻。招待会过后，全国各地的信件像雪片似地飞往上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邓颖超收到了近2000封来信。广大妇女在信中倾述了渴望和平，厌恶战争的心声，并且一致强烈呼吁南京政府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征求意见的活动，在国内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的巨大声浪。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在对待邓颖超出国一事上，也由原来的推诿政策转而公开拒绝向邓颖超发放出国护照。邓颖超在获悉自己最终不能参加国际妇女会议后，一方面委托赴美的冯玉祥将军夫人李德全代为参加，另一方面于10月7日会议召开前夕，致函罗斯福夫人、卡特尔夫人及国际妇女会议，告知其“遭受留难阻碍，不能前来出席会议”的根本原因是“完全由于我生活在一个极端缺乏民主自由的一党专政的国度里，才受到这样无理的待遇”，并强烈呼吁国际妇女会议“给予中国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民主以有效的支持”。同时，邓颖超还把为会议准备的中国妇女的意见陆续寄给卡特尔夫人，并由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根据这些材料在会上作了发言，从而使中国妇女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独裁统治的声音最终回响在国际讲坛上。

10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在打下张家口后再次宣布召开“国大”，国共分裂势在必然，中共驻南京、上海的工作人员开始撤退。10月16日，邓颖超离开上海，告别了她生活战斗了近3个月的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

建国后，周公馆作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设立的唯一公开办事机构，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195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把周公馆列为上海市市级保护单位。1981年6月5日，邓颖超在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童小鹏等陪同下，重返已被辟为纪念馆的周公馆。参观结束后，针对当时纪念馆以“周公馆”命名一事，邓颖超指出；“纪念馆不要称周公馆，要改为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当年我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中共代表团这个名字不能拿出来，现在是我们人民的上海呀，共产党领导下的吆！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光辉的名字拿出来。”

1982年2月和8月，邓颖超又先后通过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力平和方铭转达了对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的意见。她首先一再强调“思南路不能说是周恩来同志一个人的故居，那是我们到南京后，在上海建的一个活动点。当时用别人的名义租不到房子，只能用周恩来同志的名义，所以人们叫周公馆，实际上除了我和恩来外，董老、罗迈、定一、承志等同志都住在那里，陈家康、乔冠华、龚澎住在三楼，来来往往许多人都住过的”。如今，思南路73号（即原马思南路107号）的门上，已根据邓颖超的意见，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的牌子换下了原来“周公馆”的牌子。

周恩来与邓颖超同志在上海的战斗业绩将永驻人们心间。

《忆邓大姐》 沈忆琴　谢黎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