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党的道路

邓颖超同志在这次学生运动中结识了许多朋友，包括周恩来在内。天津被捕的二十多个学生中，就有正在南开中学学习的周恩来。天津二十几个进步青年组织了觉悟社，并出版《觉悟》杂志，周恩来和邓颖超以及马骏（回族，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在北京被捕牺牲）、郭隆真（回族，女，共产党员，一九三一年在山东济南被反动当局逮捕，英勇就义）、刘清扬（女，共产党员，十年动乱中逝世）等都是这个社的成员。觉悟社类似北京李大钊、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社，少年中国学会，湖南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和《湘江评论》社，以及上海、武汉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可以说是为党准备了骨干力量。一九二○年秋，周恩来与天津、上海、湖南一批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他们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并组织了共青团。邓大姐说，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她当时不知道。那时，她是从朋友们的交谈及在法国的留学生的来信中接触到一些新思想的。邓大姐于一九二四年加入共青团。她说：“我们那时没有读多少理论书，只知道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没有阶级，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是要建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决心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奋斗终身。”

邓颖超同志始终关心中国妇女运动。她说：“我作为一个妇女，对歧视妇女是非常愤慨的。当时我们对组织‘妇女参政会’不感兴趣，觉得女子参政、当官没有什么意思。我们另外组织了‘女权运动同盟会’，它的指导思想比参政要广泛得多。”一九二四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她笑着说：“我当时对国民党不满意，认为它很散漫，又不革命，不愿意加入国民党。但后来党组织决定让我参加国民党顺直省（今华北的河北省）党部工作，担任妇女部长，我就服从了。实践证明，党的决定是符合当时革命的需要和进程的。”

她接着说：“一九二四年底，孙中山先生从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广州北上准备召开国民会议，路过天津时，我也到码头去欢迎。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女士。他此时已病重，并于第二年三月逝世于北京。人们深深悼哀他”。

一九二五年邓颖超同志正式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那时，在中国北方，党还处于地下，因此入党手续很简单，没有挂党旗，也没有宣誓。但和其他许多同志一样，我们的信念却非常坚定，认为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很光荣的，坚信马克思主义，决心为无产阶级利益，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为妇女的解放乃至全人类的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统一战线

由于共产党支持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政策，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邓大姐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先生接受了共产党的建议，把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加以发展，增加了新的内容，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发表了宣言，规定了民主革命的新纲领及改组国民党的各项措施。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毛泽东、李大钊、林祖涵、吴玉章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在共产党的倡议和支持下成立了黄埔军官学校，从而为建立革命军队打下了基础。许多共产党员参加军校工作，成为骨干力量。周恩来从法国回来后，党中央决定他到广州参加军校工作。他担任了军校政治部主任（校长由蒋介石担任），后又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邓大姐说：“当时国民党的组织已经松散无力，而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不到四年的时间，在长江南北和北方各省先后建立起了国民党省、市党部。这说明共产党不是为了一党的私利，而是为了拯救在帝国主义侵略、军阀统治下，深受压迫、剥削和战争灾难，无法生活下去的中国人民，为了壮大革命力量，才与国民党合作。”由于这种合作，促使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迅速发展到高潮，经过北伐战争打败了统治南半个中国多年的地方军阀。同时全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也蓬勃地发展起来。

然而，一九二六年三月，即孙中山逝世一周年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企图分裂统一战线，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蒋介石竟然造谣说中山舰要炮击黄埔、回师广州，共产党要暴动。五月，国民党中央全会又通过“整理党务案”，规定许多条件限制共产党。这是蒋介石打击、排挤共产党，破坏统一战线阴谋计划的一个步骤。当时党中央的领导人陈独秀采取了一再退让的政策，接受了一系列不合理条件，使在国民党中央担任部长及国民革命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包括周恩来、聂荣臻、陈赓、蒋先云等同志在内的大约五百多人被迫撤出。

“直到现在，台湾当局仍在重弹国民党右派的滥调，说我们共产党搞统一战线是假的，使他们吃了亏。可是，事实上是我们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建设党、建设军队，帮助他们建立政府；是他们在革命取得进展时叛变了革命，破坏了统一战线，反过来实行白色恐怖，屠杀、镇压共产党人，把我们打入地下。同时也说明，我们党当时还处于幼年时期，与资产阶级以及某些地主、买办、军阀合作，搞统一战线还缺乏经验。在那几年里，我们牺牲的同志相当多，还有些被捕的同志，直到抗日战争开始，我们向国民党政府多次提出，才把他们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