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斗争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背信弃义，在上海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工会工作者和进步人士，实行白色恐怖。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政府早年投机革命的汪精卫配合蒋介石也叛变了革命。

“中国革命就是这样，从低潮走向高潮，又从高潮转入低潮，反复、曲折前进的。”邓大姐说，此时，我们遭到的困难首先是缺乏地下工作经验，对这样大的突然袭击不知所措。在党内也出现了分化：第一次国共合作后革命高潮时期，党员已经发展到近六万人；到革命遭到挫折后，有的被杀害了，有的被捕了，有的脱离了党，还有少数人做了叛徒，党员又减少到一万多人。这些人是非常坚定的，他们始终坚持入党时的信念，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以至生命。正像毛泽东主席说的那样，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聂荣臻、蔡畅、李富春、邓颖超和其他许多同志留在城市进行隐蔽斗争。他们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坚持了五年的地下工作。

邓大姐回顾这个时期的工作时说：“一九二六年底，恩来同志被调到上海，在党中央工作。我因怀孕将临产，旅途不便，暂时留在广州。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上海大屠杀后三天，广州国民党当局也搜捕共产党人。当时我因难产尚未出院，党的机关和我的住处被抄了，有的同志被捕第二天就被杀害了，我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我想只要我还活着就要坚持斗争下去。

“在我住的医院里，有一位年老的女医生是基督教徒，她认为国民党太不人道，设法帮助我和我的母亲（她当时在医院里护理我）转移到安全地方。不久，出乎意外地接到了恩来同志的通知，让我们赶快离广州去上海。并说到上海在报上登寻人启事找他，因他无固定地址。母亲便和我搭船到上海，然后用我母亲的语气登报找伍豪（这是恩来的笔名，当时国民党不知道），大意是，你久已不要你的妻子，现在我带着她到上海来找你，希速到旅馆来相会。很巧，就在我们住的这家旅馆，前一天就有一位党的领导人被捕，我们对此毫无所知，恩来见报非常着急，马上派人把我们接走。当时没有地方住，我便以病人的身份住进一家日本人开设的福民医院，躲了半个月。”

在当时白色恐怖的环境里，进行地下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随时准备被逮捕、杀头，但他们工作起来非常勇敢、乐观、沉着；而在表面上他们却与普通人一样。邓大姐回忆说，她是家庭主妇的打扮，周恩来像个商人，有时着西装，有时换上长袍马褂。那时，党的经费十分困难，周恩来每月只有十二元生活费，邓大姐才八元，此外分别加交通费五元和三元。就凭这样少的钱，除穿衣、吃饭和坐车之外，为了掩护革命，适应社会习俗，每逢年节还要请客送礼。为躲过敌人的侦缉和搜捕，他们得经常搬家，邓大姐说：“为了找房子，我不知走了多少路。”因为房子必须便于地下工作，既要隐蔽，但又不能孤零零独居；附近既要没有敌人住，又要没有朋友和同志住；房子要有后门，还要便于观察外面的情况等。尽管如此，他们都工作得很愉快，并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地下工作经验，建立了党的组织、秘密交通网和印刷机关，还出版了刊物。

邓大姐说：“一九三一年，上海党组织出了个叛徒，名叫顾顺章。他负责中央特科及保卫工作，党中央五个常委的地址他都知道。他在武汉被捕后，叛变了。他提出，立即到南京见蒋介石，等他到南京后再提供中共中央常委及中央机关等情况。武汉国民党特务组织向南京特务头子徐恩曾报告此事的电报，首先落到担任敌人机要秘书的我党秘密党员钱壮飞同志（长征途中牺牲）手里。他连夜由南京赶到上海，辗转找到恩来同志，报告了此事。巧得很，我们原来住的机关因别的同志被捕已不安全，所以我和恩来同志就住在这个叛徒的家里。恩来得到情报后非常镇定，他有计划地安排其他常委安全、迅速地转移了，同时安排我陪这个叛徒的妻子立即转移到一家外国旅馆去。这是一个重要的预防措施，因为她知道党的秘密，也认识一些党的主要领导人，但她当时还不知道丈夫已经叛变了。”邓大姐非常兴奋地说：“当敌人进行搜捕时，处处扑空，这样避免了一次大的灾难。这次传奇般的化险为夷是我们党秘密工作打入敌人核心最成功的一次。”

一九二七年以后，白区工作在艰难的条件下，仍然保存和发展了党的力量。但由于党中央王明的“左”倾错误的领导，一九三一年以后，白区党的组织差不多都被敌人破坏了。当时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几乎无法藏身。一九三一年秋天党中央决定周恩来和邓大姐他们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根据地。邓大姐说：“这个变化很大，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秘密的、地下的、非法的环境转到有自己的政权、有自己的军队、公开活动的环境，从此我们开始投入了与白区截然不同的一种新的生活和新的战斗。”

邓大姐说：“当时江西中央根据地有二十多个县，我们在中心区，我主要在党的机关搞工作。蒋介石派大军围剿，在前线有战争。这期间最大的困难是后方对前方的供应，因为敌人封锁很严密，日用品进不来，特别是没有盐吃；菜也很少，主要吃竹笋、葱头加一点盐水；主食吃的是糙米，许多人经常拉肚子。在后方的工作人员每天志愿地减少口粮，比如原定量一斤的减至八两。那时我每顿吃不上二两。开始时，每个月伙食尾子发给每人几角钱，可以到老乡家买点花生吃，调剂一下。后来越来越困难，一分钱也不发了。到一九三三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我们每天从三顿饭减到两顿，中午饿得没办法，只好在户外田间走来走去分散注意力，以排除饥饿。”

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袭取了沈阳，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随之沦陷，使三千万同胞从此过着亡国奴的生活。接着，蒋介石破坏了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人民抗战。同年，他组织了五十万兵力第四次进攻中央苏区。次年十月他又以百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因为当时的党中央执行了“左”倾错误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以致没能击破此次围攻。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被迫退出江西根据地，进行战略性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