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为了突破国民党的围攻、北上抗日而实行战略性的转移，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队伍从中国东南的江西瑞金出发，经过大半个中国的十一个省，到达西北的陕西省北部陕甘宁根据地，历时一年整。当时，在长江南北还有四个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汇聚成另外两支红军队伍，即第二和第四方面军，也都先后撤离了原来的根据地进行长征。邓颖超同志参加的是第一方面军。

在长征前，邓颖超同志由于工作劳累，缺乏营养而使她的肺结核日益严重。当时根据地药品奇缺，她的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以致发展到大吐血。她说：“我要求留在江西根据地，免得给组织增加负担。但组织决定让我跟队伍走，我只好服从。行军时坐担架。”她说长征途中她不算正式战士，而是休养连的一名伤病员。

第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时约有十万人，其中只有三十名妇女。邓大姐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从江西经过湖南到广西、贵州……　　前面有敌军阻拦，后面有敌军追赶，头顶上常有敌机轰炸，还要通过天险要道，悬崖峭壁，雪山草地，队伍日夜行军，忍饥忍渴，人疲马乏，并要跟敌人作战，部队减员很厉害。虽然这样，任何困难都没有把我们难住吓倒，相反，我们是战胜困难向前进的。这时，在红军中有很多人认为单纯的逃跑、退却是没有出路的。回想起毛主席指挥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同志领导、指挥的正确。同时对当时错误的领导逐渐地有所认识。”

长征所经过的大部分地区是汉族地区，此外还经过苗、瑶、壮、彝、藏、回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邓大姐说，长征中除了作战外，最大的困难是粮食问题，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国民党和军阀长期歧视与压迫少数民族，又常常对他们进行奸、淫、烧、杀、掠夺，所以兄弟民族对汉人军队非常仇视；同时，他们还不能区别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同于其他中国军队，不了解红军平等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所以，当红军进入贵州、广西边界的苗族地区时，“在我们到达之前，家家跑光，躲到山上去了。他们把粮食带走，就连做饭的锅、舂米的石碓也搬走了。我们到了那里，一无粮食，二无做饭工具，好容易找到一些谷子。大家整日行军，到晚上宿营时，尽管很疲乏，但仍鼓着劲把谷子用两块木板或两块砖头磨成米，煮饭吃，虽然不能吃饱，但是感到特别香甜。离开之前，我们按市价把所用的粮食折合成钱，留在群众的家里。”

长征队伍进入四川西北部藏族地区时，情况也相类似，而且那时是青黄不接的季节，粮食就更困难。只好尽力寻找各种能吃的东西来吃：挖野菜，吃死马肉，把皮带、皮包等煮了吃。到藏族最大的村落毛儿盖时，那里青稞麦田很多。青稞是当地人的主食，但尚未成熟。邓大姐说：“为了继续战斗，我们不得已决定割藏族同胞尚未成熟的青稞麦，然后在田里插上木牌子，写上割麦的数量，请他们拿它向后面的部队要钱，或作为将来向红军算账的证据。青稞麦的吃法是先将未成熟的青稞用火烤干，再用木板或砖头磨去壳，脱出麦粒，然后煮着吃。大家干得很起劲，还搞竞赛，有不少伤病员也都参加，挺有趣味。但是，青稞麦无法磨成面粉，吃下去不消化，很多人得了肠胃病。这也是一种新生活的尝试。”

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队伍到达贵州省，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大姐说：“在这次会议上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和军事上的领导、指挥地位。会后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领导长征。邓小平同志为秘书长。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是中国革命的重大的转折点。中国革命从此由败转胜，由弱变强，由危亡进入有希望，它又继续胜利地前进了。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执行了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采取了高度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以英勇、神速和巧妙的行动，粉碎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长征队伍到达四川境内，为抢渡金沙江，一天走了一百几十里路，我一直骑在马上。到宿营地时两腿动也不能动了。

“红军克服了千难万险，来到地势险恶的大渡河安顺场时，蒋介石高兴地说，毛泽东、朱德是石达开第二。意思是：清朝农民起义军——太平天国军的一个将领翼王石达开和他的部属，即在此被清军歼灭；现在红军到此亦难逃活路。但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无坚不摧的勇士，面对水流湍急的大渡河，陈赓部队的十七勇士夺得了一条船，强渡了天险大渡河。”

在到达毛儿盖以前，得先过一座大雪山，要走两天。第一天晚上要住在半山腰上。邓大姐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从山脚下到山顶，好像一年四季，山脚下正是六月的炎夏；半山腰上长满了奇花异草，俨如春天；向上忽然气象萧瑟，树叶枯落，已成晚秋景色；再向上，灰暗的天空弥漫着寒雾和雪，气温也越来越低。自然界的风光变换，花开草长，冰封雪飘，非常有意思。”她接着兴致很高地说：“长征一方面对我们的身体和生活是极其艰苦的考验，可是同时，大自然给了我们最丰富的、从来没有过的享受，是非常愉快的。再加上我们是革命乐观主义者，从未感到苦。困难激励我们前进，大自然也在鼓舞、吸引我们前进。”

从江西出发后将近十个月，当红军长征队伍到达毛儿盖时，周恩来同志病了。他在行军中担任总参谋长的工作，每天睡眠很少，队伍停下来，别人睡觉了，他还要准备明天的行军作战计划。一发病即高烧不退，直到昏迷。开始按疟疾治疗（当时得这种病的人很多），但症状不消。经过被我军俘虏尔后参加革命的两名原国民党军医的进一步诊断，确诊为肝脓疡。但在当时作穿刺、开刀都不具备条件，只好用冰敷。为了防止溃疡部位化脓穿孔而引起腹膜炎，以口服药停止肠蠕动及排大便，三天任何食物未进口，慢慢地好起来了。邓大姐说：“根据医学书籍记载，这种病死亡率极高，只有极个别患者在肝化脓部位与肠接触的地方穿孔，脓液经过肠子排出体外，而得以活命。恩来同志就是这种极少见的病例之一。接着过草地，他还不能动，用担架抬着他走。我骑马跟在担架后边。过草地七天七夜没人烟，这时他又发了一次高烧，当时仅有一支退烧药针，给他注射后就好了。”

邓大姐在过草地的第一天，因为骑的马惊了，掉进了沼泽地，她说：“若陷到胸部就没命了。我不敢动，否则会越陷越深。恩来的担架已在前面走了很远，喊不应了。还是后边上来的一个同志见到了，把我拉出来。天正下雨，全身连泥带水，都湿透了。第二天我就发高烧、拉肚子。过草地的七天七夜，我没吃一粒米。最后一天总算看见一间房子——藏民放牧时存放牛羊粪的房子。我真想进去休息一下，但又不能掉队。我支撑着骑一会马，休息一会，落在了大队的后边。我们终于走出了草地，结束了这段七天七夜的草地行军。我比大队人马晚到了两个多小时。

“草地的最后一站是巴西，有了房子。我见到房子真高兴啊！那里的房子是少数民族式的：上下两层，上面住人，下边养牲口。可是由于我身体衰弱，疲劳不堪，上不去，只好在地上躺着休息了两个多小时，然后才有气力上去。这时，蔡大姐（蔡畅）和其他同志来看我。后来他们告诉我，当时他们都哭了。因为见我只有三分像活人，七分倒像死人，以为我活不成了。”

邓大姐说，过草地时要经过许多水流很急的河，彼此要拉着手过去，否则一个人很容易被水冲走，无法援救。“有一位与我一起从江西出发照顾我的同志，就是过河时，不小心被河水冲走，再也没回来。”邓大姐讲到这里时，声音哽咽了。停了一会儿，她才继续讲下去。

过了草地，住进了房子，可以休息一下了，邓大姐说：“大家正在高兴的时候，这天半夜两点多钟，传来紧急行军的命令，不许点灯，不许说话。原来，四方面军的张国焘过草地前在沙窝开了个会，他反对与中央红军共同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而主张南下退向康藏边界少数民族地区。过了草地，他给四方面军陈昌浩发电报，要他武力解决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就是要把这些人抓起来。结果这份电报被参谋长叶剑英得到了，马上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英明果断，带领一方面军，连夜赶路七八十里，摆脱了险境。一方面军虽然人少了，但前进比以前更顺利了。于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到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