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根据地以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继东北三省被日军占领之后，华北的一些省份也处于“特殊化”的状态。北平、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群众要求抗日、要求停止内战、要求救亡图存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再次与国民党及其他抗日力量联合。蒋介石却把东北军将领张学良的部队赶到西北，命令他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一起围剿红军，结果战败，被红军俘虏了许多军官和士兵。红军的俘虏政策是：一、不杀；二、不打不骂；三、有病的给治疗；四、要回家的发给路费；五、愿意留下的欢迎。这个政策对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队起了很大作用。那时邓颖超同志在瓦窑堡曾对俘虏官兵进行过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国民党统治区首先得到以宋庆龄、何香凝为首的一部分国民党左派的响应和沈钧儒、邹韬奋等爱国民主人士的拥护，特别是受到青年学生的热烈拥护，并且也促使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分化。在陕西进攻红军而屡次遭到挫败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接受了共产党的联合抗日建议，停止了同红军之间的战争。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逮捕了蒋介石。”邓大姐笑着说：“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抓起来的消息传到我们那里，大家简直是欣喜若狂，都跑到房子外面，又跳又唱，高兴得不得了啊！这个大仇人进攻了我们十年，杀了我们千百万的共产党员和红军官兵以及爱国人士。把这个大仇人抓到了，还能不杀了他报仇呀！那时，在全国尚存的根据地的军民也是一致主张杀蒋的，我们估计党中央也会同意杀蒋介石的。可是，过了三天，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等同志去西安，说要和平解决，不杀蒋介石。这个弯子当时是非常难转的，在党内、在军队内都转不过来。大家都问为什么要放他？”

邓颖超同志接着说：“后来认识到，这一招是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他的战略思想，他的勇敢、智慧过人，确实是个战略家。在西安事变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是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是最大的爱国者，同时，也警惕着日本帝国主义者。如果西安事变不是和平解决，而是把蒋介石杀了，首先，国民党内部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就会上台，他们恨不得我们杀了蒋介石。我们讲和平谈判，他们最害怕。他们积极准备轰炸西安，企图把蒋介石炸死。蒋一死，何就可以乘机夺权，重开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者造成大举入侵的机会，更容易灭亡我们中国。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国民党里边的开明人士，也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共产党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使阶级利益服从民族利益，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胸怀，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条件。说服了张、杨释放蒋介石。所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震动了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尽管出乎意料，但是他们还是赞成这样解决的。不赞成的是国民党的亲日派、日本帝国主义者，还有反共分子。”

邓大姐这时提到了埃德加·斯诺，她说：“我们的美国朋友斯诺是第一个进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根据地的，也是第一个了解我们的外国人。他是个新闻记者，把我们根据地的情况介绍给全世界，包括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国人民，使他们了解了共产党是什么性质的政党，红军的奋斗目标是什么，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是什么。他，这位朋友做了非常忠实客观的报道，他是我们最好的、也是热爱我们中国的朋友。所以，我们现在还纪念着他。”

抗日战争

一九三七年五月，组织上决定邓颖超同志从根据地经西安到北平西山治疗肺结核病。不到两个月，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爆发，邓大姐于八月离开西山进城，以李太太的身份住在地下党员张晓梅家里，有一天见到了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

“那天我穿的是旗袍、皮鞋，又戴了墨镜。斯诺第一次在保安见到我时，我穿的是半军装不军装的制服，今天完全不同了。进屋后我与他握手，并说‘你好啊！你还认得我吗？’他还没认出我来。我笑了，把眼镜摘下来，说：‘喂，你看看我是谁呀！’这时他也笑了。这是一次很有趣的会见。不久，我们和斯诺同行到了天津，行前商量好，如到天津，遭到日本占领军的麻烦时，请他帮忙，因为日军对外国人要客气一些。”但是我们并没有遇到麻烦。这时邓大姐笑着注视爱泼斯坦说：“我在天津第一次见到爱泼斯坦同志。现在我们认识已经四十四年了，我们是老朋友了。”听完这几句话，大家都会心地笑了。邓大姐从天津改乘轮船到烟台上岸，转返西安。

邓大姐于一九三九年被分配到国统区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那里的领导是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

“在那里曾经有三年，国民党不准我们离开重庆城，连出城的自由都没有。一九四一年国民党蒋介石阴谋制造了皖南事变，重庆的局势立刻紧张和恶化起来。那时我们作好了思想准备，准备国民党把我们秘密监禁起来，把八路军办事处变成囚禁我们的集中营。那时国民党对外不敢不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还不敢公开逮捕我们。

“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了，这本来是为了适应各国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的积极措施。蒋介石却估计大概中国共产党也会解散的。周恩来同志就借此机会，说党中央要开会讨论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蒋介石才准许我们这年八月回到了延安。”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结束了。此时邓大姐正在陕甘宁根据地的首府延安，她谈到：“那时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多少年的战争结束了！中国人民遭受了多么长期的战争灾难，人们是多么渴望和平啊！一听说日本投降，战争停止了，全国人民狂欢啊！那几天到处放鞭炮，敲锣打鼓，喝酒庆祝，我们根据地情况也是如此！”

但是，抗日战争刚刚胜利不久，蒋介石即开始作进攻解放区的部署，内战的阴影又笼罩在中国大地上。为了实现国内和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要求；八月二十五日又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进一步明确表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愿望。在此前后，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内战和欺骗人民，也一连发了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同志去重庆进行会谈，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毛泽东不去，即可借口宣传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把内战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邓大姐说：“蒋介石以为毛泽东同志不会去，他不了解我们共产党人有多么伟大的气魄，是多么为人民着想啊，是怎样按照人民的意愿办事的。人民渴望和平，要求民主。共产党只能遵照人民的意愿，不能考虑个人安危。毛泽东同志居然去了，这是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的。老实讲，毛泽东同志去重庆我们是不放心的，在党中央开会讨论之前，我们是一致反对的。会上毛泽东同志说了应该去的许多道理，我们都非常相信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应邀飞往重庆。

“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的关键问题是实现和平，团结建国，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废除国民党一党包办选举的伪国大，重新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们要保持军队的独立；解放区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是独立的行政区等。他们不同意，要我党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所以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不能达成协议。到十月十日谈判告一段落，签订了《双十协定》，毛泽东同志回到了延安。这时，我们大家的心才放下了。”

这年，十二月二十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继赫尔利之后打着和平使者的旗号来到中国进行调解，他们实际是袒护蒋介石的。蒋介石表面上接受了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和平要求，被迫同意《双十协定》中规定的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有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秦邦宪、陆定一、邓颖超七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也在这一天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然后组成了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政府三方面代表参加的“军事调处三人小组”，来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蒋介石一手签订停战令，一手又下达进攻解放区的作战令。他在美军的援助下，加紧向东北、华北和中南各省运兵，进攻各解放区。美国的“调处”实际上是为蒋介石的军事进攻服务。我们党清醒地认识了美蒋的阴谋，号召全党同志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在谈判期间整训了解放区的部队，一旦国民党发动军事进攻，解放区军民就能进行有力的反击。

国民党蒋介石完全背信弃义，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召开了伪国民代表大会。周恩来同志当即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严正谴责这一“国大”是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的，是由一党政府单独召开的分裂的“国大”，不是各党派参加的团结的“国大”。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

“在和平解放北平后，蒋介石又耍了一手，他来了个假下野，叫李宗仁代他做总统，然后又派代表来跟我们谈判。在全国大陆即将解放的情况下，我们已占了绝对优势，共产党还是希望能够谈判，能够合作，使战争尽快停下来，使国家和人民财产少受损失，我们宁愿这样作。国民党派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刘斐为代表来北平谈判。结果，国民党政府不同意国共代表双方拟定的和平协定，人民解放军只好渡江解放南京。我们劝国民党代表们不要回南京，回去危险。他们几位也看清了当时的局势，即决定留下，一直与我们合作共事。这又是一次统一战线的胜利。当时叫民主统一战线，现在叫爱国统一战线。”

邓大姐还谈到抗战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作的情况。“我们开始到武汉时（一九三七年底），人们由于受国民党多年的封锁和造谣宣传，说共产党是绿头发、红眼睛，青面獠牙，共产公妻，杀人放火，可怕得不得了。哪晓得，我们一到那里，人们看我们这些人跟国民党不同，说共产党是非常讲信义讲道理的，对人诚恳和蔼，办事认真，也有礼貌，既不贪污，又不为做官，而是为人民服务。从而使人们的印象逐渐改变了。”

邓大姐谈到在武汉开展的妇女和儿童工作的统一战线，“抗战时，大批儿童惨遭战争灾难，我们提出到前方去抢救儿童，不论哪党哪派都欢迎参加，包括国民党。我们请宋美龄、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以及各界爱国进步妇女、基督教女青年会等各方面人士参加，组织一个儿童保育会。抢救了很多儿童到后方来，在重庆建立了十个儿童保育院。当年保育院的孩子有很多后来成长为我党的骨干。另外，有一次我们的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到武汉访问，我们为了欢迎她，组织了一次暂时性的联合行动。借女青年会的地方，邀请各方面的妇女都来参加欢迎会。因为斯特朗是一位著名的美国新闻记者，国民党不敢把她怎么样，我们就更理直气壮，所以欢迎会开得很成功。后来又组织三八妇女节等活动。从一些具体工作着手，建立妇女统一战线，充实整个的抗日统一战线，团结更广泛的阶层参加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