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平化

我同邓大姐直接接触，是从陪邓大姐接见日本朋友开始的。邓大姐平易近人、热情质朴的风范，以及日本友人对她的深情厚谊，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樱花万树四时春

1979年4月8日，邓大姐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率人大代表团访日，我有幸作为一名工作人员随同前往。

关于这次访问的缘起，同周总理有关。周总理生前曾不止一次地向日本朋友谈起1919年他留学日本的往事，尤其是京都岚山樱花盛开的美景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他还向日本朋友表示过，希望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之后，在樱花盛开的春天再到日本看看。可惜这一愿望未能实现。为聊补这一遗憾，日本朋友就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第二年春天，推动日本方面以国会众、参两院的名义邀请邓大姐访日。当时，日本朋友是以欢迎周总理、邓大姐的双重心情高规格地接待邓大姐的。我在随行途中，深深感受到了日本朋友对周总理的怀念之情和邓大姐那待人亲切、平易、朴实的作风。那次访问，邓大姐在繁忙的日程中，不顾劳累，先后会见了大平首相、参、众两院议长、田中角荣前首相等同周总理有过接触、感情深厚的新老朋友；亲切会见或专程看望了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老朋友，包括已故老朋友的家属。访问箱根时，邓大姐专门邀请西园寺公一一家在箱根小涌园饭店共进晚餐。邓大姐访问京都时，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率该党其他主要领导人特地从东京赶到京都，在全日本屈指可数的正宗日本餐馆“吉兆”宴请邓大姐一行。席间，赵朴初同志当场赋诗：“主人情意信无伦，珍味堆盘得未曾，偿愿更兼连吉兆，樱花万树四时春。”其情其景尽寓于诗意之中。竹入义胜知道周总理青年时代留学日本时最喜爱樱花，特请著名老艺人把樱花图案烧制在日本传统工艺品“七宝烧”（类似我国景泰蓝）彩绘挂盘上，赠送给邓大姐和代表团全体成员。邓大姐十分珍爱这份寓意颇深的纪念品，带回国后，一直摆在西花厅的会客室内。

京都的一位年近百岁的矍铄老人吉村孙三郎为了使周总理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的丰功伟绩万世流芳，四处奔走，争得京都府、市官民各界的支持，选址在周总理留下足迹的京都名胜岚山公园内，请廖承志会长题写周总理1919年观赏岚山樱花美景后写的诗篇《雨中岚山》，特请两位技艺高超的老石匠精雕细刻在一块著名的巨石上，在岚山山麓树起了周恩来诗碑。周恩来诗碑是吉村孙三郎特意赶在邓大姐访问京都前建成的。

4月16日邓大姐来岚山，为诗碑揭幕式剪彩。说来也真巧，揭幕式前一天的晚上，一直是细雨蒙蒙，下个不停。我们担心，诗碑揭幕时也许真是雨中岚山。但是天公作美，出现了难得的历史巧合，揭幕典礼进行当中，雨停了。正如《雨中岚山》诗中描写的那样：“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娇妍。”这时邓大姐敏捷地离开讲话稿，即席插进一段话说：“刚才太阳出来了，照耀着我们，它象征着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友好的事业无限光明。”这恰到好处的插话，打动了在场的每个人的心。

揭幕式结束后，在诗碑东侧岚亭饭店的古老日本庭院内举行盛大的庆祝招待会。艺术创作方针被周总理称赞过、对周总理有着深厚感情的“新制作座”剧团的部分演员，在剧团理事长真山美保率领下，身着节日盛装特地从外地赶来参加，为庆祝会助兴。他们满怀深情地唱了一曲“人民的好总理，我们无限怀念您……”歌声感人，催人泪下。

周总理逝世后，凡是对周总理有深厚感情，敬佩周总理高风亮节的日本朋友都迫切希望见到邓大姐。有的老朋友说，来北京只要能见到邓大姐，就完全满足了。有的老朋友事先同我们联系访问时，专门提到要在邓大姐在北京、身体好、能见到的时候来。16年来，由于工作岗位赋予的条件，我有幸多次陪邓大姐会见日本朋友，深感许多老朋友都把对周总理的深情寄托在邓大姐身上。周总理的日本朋友，邓大姐继续交往。这就使日本朋友对周总理的感情凝聚为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双重感情。

1974年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来中国访问，在北京医院见到周总理之后，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敬爱，于次年秋天在创价大学校园内种了一株樱花树，命名为“周樱”。其后，他又在“周樱”旁边种了一株樱花树，命名为“邓樱”。两株樱花树枝繁叶茂。每年樱花盛开之际，校内都举行一些纪念活动。忆及此，我又想起邓大姐访问京都时，公明党的一位老朋友，当时的公明党政策审议会会长正木良明写下的诗句：“邓女士在岚山，周总理在她背后露笑颜，中国人称她邓大姐，我们也想这样亲切呼唤。”

一次不寻常的谈话

1987年9月，竹入义胜夫妇一行为出席中日邦交正常化15周年纪念活动来到中国。9月30日中午，邓大姐在西花厅宴请竹入夫妇一行。邓大姐正式宴请外国朋友极少安排在住处西花厅。这是一次特殊礼遇的家宴，气氛亲切友好。邓大姐对竹入说：“恩来同志生前在我面前提到会见外宾的情况极少，但他见了竹入先生后回来对我说，公明党是个年轻的政党，有希望的党，竹入是一位有作为、有思想、有见解的政治家。”中日建交前夕，竹入义胜、正木良明、大久保直彦一行曾专程来北京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同周总理深谈多次。竹入十分崇敬周总理，对周总理感情甚笃。他们之间完全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的关系。竹入曾对我说，见到邓大姐就如同见到周总理，邓大姐和周总理完全一样。

在这次家宴中，当竹入向邓大姐叙述了在中日建交前夕来北京谈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前后后的内幕之后，邓大姐也应竹入的恳切要求，讲了一段她同周总理相识的往事。

邓大姐说：“1919年我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恩来同志在日本留学。《雨中岚山》那首诗就是恩来同志那个时候作的。五四运动后，五六月间恩来同志回国。当时女同学中间都说有一位青年叫周恩来，大家很喜欢他。有一天召开群众大会，抗议山东军阀杀害一名爱国志士。大会主席台上坐着一位戴鸭舌帽的青年，穿一身绿不绿、黄不黄的衣服和一双白色皮鞋。有人告诉我，这个人就是周恩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心想周恩来原来就是这样，觉得这个人不错。恩来同志也知道我，但彼此都没有进一步接触”。

“后来在天津成立了‘觉悟社’，恩来和我都是这一个组织里的成员。恩来是学生会机关报负责人，我搞学生运动，彼此开始有接触。那时我看恩来同别人谈话，谈的时间很长。我是一个少女，他找我谈话不多，偶尔谈谈，时间也不长。那个年代封建习俗很重，反对男女接触，男女授受不亲。我们组织里也有规定，相约从事学生运动期间彼此不谈恋爱，不结婚。当时组织成员二十几人都这样约束自己。”

“那时恩来同志宣传独身主义，还发表过论文。这篇文章现在找不到了。当时我想，我们大家都来帮助他实现他的独身主义。那时我自己也未确立结婚观，十几岁时受封建社会的压抑，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限制妇女那套清规戒律十分反感。看到坐花轿的妇女，我就想，这个女子这下子算完了。所以我也未想结婚。后来又觉得一个人生活总归不是个办法，曾想找一位同性朋友一起生活。但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想来想去还是应该结婚才对。不过对终身大事一定要慎重，不能草率行事，同时组织上有规定。那时我并未恋爱。到了1920年，有点唯物主义的思想了，看大家都结婚，觉得自己也应该结婚。找个什么样的对象？对理想对象的形象心里应该有个描画，具体的就省略不说了，在恩来同志身上，有几点是合乎条件的，但还没有产生要相爱的想法。”

“不久，恩来同志去法国留学，我在天津当教员，彼此常通信，来信中话里话外也有含意。不过我未动心，不相信他的话。因为我有一位女同学和恩来也很熟，很要好，也在法国。我判断恩来同志会和我这位女同学好，所以一直未考虑他的意见。但是，恩来同志继续不断来信，提出进一步要求，说和那位女同学政治上合不来，已经不来往了。来信写得越来越明确，要我明确关系。我倒不那么急，回信也不快，我想还需要和母亲商量商量。而恩来同志则书信频繁，信越来越多、越快，催我表态。1923年我们明确了恋爱关系。从1923年到1925年之间，我们通信就很少谈爱情方面的事了，主要是谈思想，谈国家命运，谈革命工作。1925年恩来同志从法国回到广东工作。我去广东同恩来同志结了婚，没有举行结婚仪式。”

“我们结婚后，一直未谈过当初相识的往事。解放十几年后，有一天，恩来同志说起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彼此相识的往事，说那时我是第一个登台发言的，两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现在我老了，和年轻时不一样了，眼睛也变小了。”

邓大姐说，她从来没有对别人这样系统地讲过这段往事。这是一段生动、感人的回忆。我想如果不是相互信任的亲密朋友，邓大姐是不会讲这些个人往事的。记得那次邓大姐对竹入说：“我们之间的友情是不一般的。”

家宴迎西公

1986年11月1日是西园寺公一的80寿辰。11月11日他不顾高龄率全家来北京访问。在中国，大家称廖承志同志为廖公，称西园寺公一为西公。西公是日本著名的和平人士，1958年1月作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副秘书长来北京常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原因，他不得不于1970年8月携眷回国。酉公在华期间，周总理每次会见日本朋友，都要请他出席。周总理称西公为“民间大使”。西公离北京前，周总理不止一次地约见和宴请西公，做细致的弥补工作，并诚恳地请西公以后每年都带家眷来中国看看。

11月17日晚6时半，邓大姐在西花厅卧室外间客厅里宴请西公。这是一间面积不算大的客厅，周围墙壁已陈旧，墙上挂着一幅国画《周总理的睡衣》，中间一套旧沙发，周围柜上有几件外国友人赠送的纪念品。房间南侧的一角，放着一张饭桌，是邓大姐每日三餐吃饭的地方，也是周总理生前在家和邓大姐吃饭的地方。走出客厅西侧的门，就可以拐进周总理生前的办公室。我心想，谁能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家的客厅、餐厅就是这样的呢？！在这里，邓大姐为西公夫妇摆了一桌丰盛的菜肴。这桌宴席做得十分精致，独具特色，是出自中南海里一位曾为周总理服务过的名厨师之手。席间，邓大姐告诉西公：“如果恩来同志健在，今年是88岁，按日本习惯，就是米寿。”西公说：“当年回国前，周总理请吃饭时，您送给我夫人一盘泡菜，至今难忘。”邓大姐说：“做泡菜的那位师傅已经不在了！”这次会见虽然只有不到两个小时的短暂时光，但是邓大姐对西公一家人的真挚友情却使西公和他的后代们永远难忘。我们有幸作陪的人也常常想起当时的感人情景。

夕阳里的会见

由于身体的原因，1988年下半年以后，邓大姐就很少会见外宾了。但同年冬，吉村孙三郎老人的女儿吉村启子来访时，向我们表达了她十分想见邓大姐的心情。我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报告了邓大姐。邓大姐说：“你们去时（指1987年11月我和赵炜等同志访日时曾一起登门拜访吉村老人），吉村老人104岁了，还出来见你们，而且和你们一起到院内拍照留念。这次启子来，我一定见见她。”

1988年12月6日上午，邓大姐在西花厅卧室外客厅里亲切地会见了吉村启子。邓大姐十分亲热地同启子话家常，她说：“人老了，说话时，说着说着就把下句想说什么忘了。现在的事说忘就忘，几十年前的老事反而记得清楚。我越来越感到和衰老现象作斗争是相当困难艰苦的事。”启子说：“我父亲年过百岁，虽然还算健康，但腿脚等部位已经老化，饭量也逐渐减少，晚上7时就入睡，第二天上午11时才起床，每天起来的时间少多了。但他头脑清楚。中国老朋友去见他，他还见。不过，我们限制他会见时间不超过半小时。您比我父亲还小20岁，我父亲70岁的时候才开始从事促进中日贸易活动，希望您多保重，健康长寿。”邓大姐说：“要向你爸爸吉村老先生学习，超过100岁。”分手时启子拍了几张相片，说带回去给她父亲看。当晚，邓大姐派我和赵炜等同志一起在大会堂用邓大姐喜欢吃的煎饼果子、豆腐脑宴请了吉村启子一行。

事隔一年，1989年11月2日上午11时，邓大姐又破例在西花厅会见了日本创价学会的朋友三津木俊幸、洲崎周一等一行四人。这又是一次十分例外的特殊安排。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派三津木等专程来北京向邓大姐赠送一位日本著名画家画的周总理、邓大姐的巨幅画像。这场活动未发消息，只请摄影记者拍了照，请中央电视台拍了一个赠送画像的镜头。这时邓大姐已年逾85岁高龄了，但头脑十分清楚。她在回答客人提的问题时说到：“我在现在的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曾教过两年书，当时的校名是京师国立高等师范附属小学。以后又在天津教了三年书。前后共五年。五年期间只处罚过一名学生。我采取引导劝说的办法，所以学生都不怕我，甚至不把我看作是老师，称我为邓妈妈。”

在客人到达之前，邓大姐曾主动对我们说：“因为都不是外人，所以我实话告诉你们，我现在身体状况不太好，一个晚上起来小便五六次，睡眠不好，要吃安眠药，前后算起来最多也就睡五个小时。吃一顿饭要一个半小时。不敢见风，不能到室外，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听了邓大姐这几句心里话，我们不禁阵阵心酸。在我的记忆中，此后，邓大姐就未在西花厅会见过日本朋友。

心祭敬爱的邓大姐

邓大姐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名誉会长。1992年7月，邓大姐逝世后，对外友协专门设置了灵堂。连续三天，闻讯前来吊唁的外国朋友络绎不绝。其中，尤以日本友人居多。

7月16日下午，竹入义胜专程赶来了，吉村启子偕儿媳吉村丽子赶来了，真山美保率“新制作座”演员十余人赶来了，卧病在床的西公派秘书南村志郎专程赶来了，冈崎嘉平太长子冈崎彬也来了，冈崎嘉平太夫人时子也坚持要来，因高龄体弱被劝阻。这几位老朋友和老朋友的子女从机场直接到友协吊唁，接着去西花厅吊唁，17日又到八宝山向邓大姐遗体最后告别。当时，竹入站在大姐遗体面前落泪，久久不肯离去。我理解他此时此刻百感交集的心情。他曾对我说过，他把邓大姐看作是自己的慈母。19日，真山美保特地在北京饭店举行缅怀邓大姐的宴会。宴会上，她以文学家的语言、艺术家的丰富感情，十分动人地叙述了她和邓大姐交往的经过。真山美保的讲话长达一小时之久。赵炜同志也即席讲了邓大姐弥留之际和逝世后的一些情况。真山、赵炜的一席话，把与会者带进了对邓大姐的深切怀念之中。

我心里在想，如果日本朋友问我，你们共产党员的模范形象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周总理、邓大姐。”如果问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模范形象是什么？我的回答仍是：“周总理、邓大姐。”

从邓大姐同日本朋友的交往中我们能总结出几条什么？我很难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我的粗浅体会是，邓大姐同日本朋友交往，平等待人，平易近人，有人情味；善于体贴对方，关心对方，理解对方，不强加于人；不讲外交辞令和生硬的道理，不教训人，而是虚心和蔼地说理；重友情，以诚相见；重视交心，问寒问暖，一席话，感人心，暖人心；对接待安排，细致周到，精心准备，寓友情于具体安排之中。正像她1986年12月在对外友协全国理事会上指示我们的：“交朋友时要注意稳定性、连续性、长期性，使老朋友更加了解我们，新朋友发展为深交，从少数扩大到多数，增强友谊，发展友谊。”邓大姐对日本朋友的情谊、理解、真诚和温暖，在中日友好事业中将永放光芒。邓大姐的风范，是我们同日本朋友、同世界人民开展友好活动吸取教益的源泉。像邓大姐这样高风亮节的伟大形象，古今难得，万世流芳。

《忆邓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