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炜

我想在这篇文章中就邓颖超大姐所写遗嘱的前后情况作一点介绍。

1978年7月1日这一天，邓大姐很早让我为她准备好纸和笔。当时，我不知道她要写什么，事先没有听她说过，心里有些纳闷。她可能从我的表情上看出来了，就对我说：等一会我写出来你就知道了。今天为了庆祝党的生日，我要给党中央写一封信，就是对自己后事的安排。这天写的，就是邓大姐遗嘱最初的一稿，其中有五点。后来，在1982年6月17日，她根据当时的情况又补充了两点，前后加起来共七点，这就是她去世后在报纸上公布的遗嘱：

中共中央：

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团的第一批团员。1925年3月天津市党委决定我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

1．遗体解剖后火化。

2．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约定的。

3．不搞遗体告别。

4. 不开追悼会。

5．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作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

以上是1978．7．1写的，此次重抄再增加以下两点：

1．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

2．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以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他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以上两点，请一并予以公布。

邓颖超

1982．6．17重写

邓大姐曾经说过多次：我死后，把我给党中央的信公布了，不要再发生平，只是让大家知道我已不在了，就可以啦。

她除了上述这封信外，还有其他具体事情，委托六人小组和她所在的党支部办理，对如何处理她的遗物等都有清清楚楚的文字交待；我把它称做邓大姐的第二遗嘱。

邓大姐写道：

委托下列几位同志办的几项事

由杨德中、李琦、赵炜、张佐良、高振普、周秉德组成小组，请杨德中同志负责主持，赵伟同志协助。

关于我死后简化处理，已报请中央批准外，对以下几件事，由小组办理：

一、在我患病无救时，万勿采取抢救，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及有关党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

二、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

三、我和周恩来同志共住的房子，由原公家分配，应仍交公处理。周恩来同志和我历来反对搞我们的故居；

四、所有图书出版物，除由中办发给恩来的大字理论和历史书籍，仍退还原机关外，其他的交共青团中央酌分给青少年集中阅读的单位用；

五、我的文件，来往通讯，文书之类的文件，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清理酌处；我和周恩来同志所有的照片也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存或酌处；关于我的讲话、谈话录音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存处；

六、有些遗物可（交）公的均交公或交有关单位使用；

七、我个人的遗物、服装、杂件，交分配合用的及身边工作同志、有来往的一部分亲属，留念使用；

以上诸事，向委托办理的同志，先此表示谢意！在以上范围以外的其他物品统由小组同志议处。

邓颖超

1982．11．5

我们从这份遗嘱中可以看到，她一生想着他人，为了减少别人处理她的遗物时的困难，也为不给组织和同志们带来麻烦，她事事都处理得妥妥当当。为什么委托这六位同志呢？杨德中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琦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现已退下来）；张佐良是当时的保健医生（已调动）；高振普是警卫秘书；周秉德是亲属代表。

邓大姐说过：怎样对待死，怎样对待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死观。生时什么也没有，死了两眼一闭，心脏停止跳动，什么也不知道了，什么也带不走的。所以，活着时为人民服务，临死时也得为人民着想。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谁也避免不了的，逃不掉的，把生死问题看透了，用乐观主义态度对待就会把个人的后事看得很淡薄。按中国旧习俗，人死了要穿新衣服，我和恩来同志一样，死了还是穿我们平时喜欢常穿的衣服，穿新衣服是个极大的浪费，那是给活人看的，死者什么也不知道，一把火烧掉，穿新的有什么用呢！的确，他们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周恩来同志去世后穿的衣服没有一件是新的。邓大姐同样交待在她去世后穿上她让我们收藏了十几年的外衣，内衣裤全是平时穿的。她怕我们不照她的交待办，再三嘱托一定要我们保证到时给她穿那套破旧的衣服。就连骨灰盒她都有交待。周恩来同志的骨灰撒到祖国大地后，我们保存了他的骨灰盒。邓大姐交待：等我死时就用恩来同志用过的骨灰盒。我说：那不行，人家知道不用新的，这可说不过去的，到时不由你的。她说：骨灰盒只是形式，装的时间不长，骨灰就撤掉了，再买新的太浪费，有一个就行，这也是为国家省一点钱。虽然，钱不多，也要节约。所以，大姐去世后，我们就按照她的嘱托办了。邓大姐还告诉我，在撒她骨灰时，不要惊动太多的人，你们几个人，坐我平时坐的车，开到天津海河把骨灰撒掉，不要麻烦天津，人越少越好。恩来同志的骨灰撒的时候就没有惊动那么多人。你要记住越简单越好，不要兴师动众，要为人民、为国家节省开支，我反对铺张浪费。我对她说：您讲的这些我都理解，我明白，但是，这样人们是不会同意的。不告诉天津不行，那是你的第二故乡，天津父老乡亲也不会同意的，而我去撒骨灰，随便去也不行，别人会怎么看我们，会说我们对您没有感情，从我们内心讲也不愿这样做的。从简可以，但做到什么样我保证不了，因为，您不是一位普通的人，我只能将您的要求向组织上反映，至于最后怎么办得听党中央的决定。您的几件大事已有具体的信，中央已知道，我相信会同意的。邓大姐说：一个人死后大办丧事是劳民伤财的事，我也反对在家搞吊唁，我无儿无女搞这些是给你们和组织上添麻烦。赵炜你做点好事，千万千万别搞吊唁。我说：我一定反映，请你放心。邓大姐的这些思想是很早就有的。在总理逝世时，她就让党支部的同志去找一找适合撒掉周总理骨灰的地方。那时，她就说不要惊动任何人，由她带着支部的几个同志，选择一个夜晚人少的时间，将骨灰撒掉就行啦。结果找来找去没有一个合宜的地方。当时，我们都不同意她的这种想法，认为不能那样做。周总理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再加上当时的政治气候更不能那样办，如果那么办正合乎那些坏人的心意。最后，组织决定用“安二”飞机（撒农药的飞机）去撒总理的骨灰。飞机是夜里起飞的，没有惊动更多的人，邓大姐认为这是很简单的形式。周总理的骨灰撒掉了，实现了他们共同的意愿，她感到很安慰。因为，早在1956年，周总理和邓大姐对他们的后事就有约定。那年4月27日，毛泽东主席倡议中央委员带头实行火葬，周总理在倡仪书上签了名，邓大姐当时外出不在北京，回来后也表示赞成。所以，他们死后一切从简，不但要火葬而且还不保留骨灰。周总理生前说过，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呢？把骨灰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在江河里可以养鱼。他们认为，实行火葬是一次革命，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土葬，要改变旧习俗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宣传，使人们认识到土葬占地太多，火葬是利国利民的事。从火葬到不保留骨灰，用简单方式撒掉，这又是一次革命，应当提倡。当周总理去世时，有人提出保留一点骨灰放到八宝山，邓大姐坚决反对，说：这不是彻底革命。骨灰一点也不保留，不要给后人找麻烦，而且是没有必要的。邓大姐重复周总理生前几次对我讲的：如果我死在大姐之后，是可以保证实现约定的，将大姐骨灰撒掉；如果我死在大姐之前，大姐不一定保证实现约定，大姐只能提出意见。如果大姐不在了，赵伟，你不能保证大姐的约定的实现，你也只能反映意见。在周总理逝世后，邓大姐提出的要求得到中央的批准，她感到极大的安慰，实现了周总理的嘱托。但对她自己的后事是否能按约定的去办，心中不那么放心，因此，写下了这两份遗嘱。

在邓大姐写下遗嘱时，我的心情很不好受，难以平静。我说：您写那么早干什么？现在还不到时候。她说：等我不能写的时候已经晚了，趁我身体好，头脑还清楚，还能动笔的时候写出来好。这是为组织上好办。我活着的时候，有时有些事你替我背，我死了不能再让你为我背。

邓大姐与众不同，她很坦然也很从容地做了细致的嘱托，而她的要求是非常坚决的，只要有机会就讲她对后事的交待（信和口头交待），使得更多的人支持她，理解她，帮助她实现。住院期间，她不止一次地说这件事。开始听她讲后事时，我们都不让她说，认为为时尚早，久而久之，都听习惯了。她怕我们不按照她的意愿办。我曾经对她说：请您放心，你有信给党中央，也有给我们承办具体事项的同志的信，除此之外，那些口头的嘱托我也不会忘记的，我会尽力照您的原则办的。当然，有些事我不一定能办得了，但凡是我能办的一定照办。她听我这样说，高兴地表示：“那好！我就放心了。”事实上在办理她的后事时，凡是能办的都办了。这一点，我认为对得起她老人家对我的信任。

当我回忆这些往事时，更加体会到邓大姐思想境界的崇高和伟大。她活一天就为革命事业奋斗一天，而且还想到死后如何为人民、为国家节约。她想得周到又那么正确。

两份简短的遗嘱，明白如话，精炼如金，它的内涵太深刻太感人了，使我们看到了一位伟人的伟大胸怀，从而使我们懂得什么是人民公仆，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什么是共产党员的无私奉献，什么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什么是真正的彻底唯物主义者。

《忆邓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