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56年底至1980年初在中南海担任邓大姐和周总理的保健医生和中南海保健处长。在那难忘的日子里，我几乎每天都去看望邓大姐和周总理，受到他们的言传身教，分享过他们的欢乐和忧伤。昔日西花厅总理办公室的繁忙景象和在特殊岁月经历过的风风雨雨，至今都历历在目。邓大姐和周总理的高大形象和革命精神使我难以忘怀！

慈母般的关怀　循循善诱的良师

记得我初进中南海，是在1956年底。那时，周总理还在国外访问，我先去见邓大姐。当我跨进西花厅的大门时，真有些控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和紧张。我既为能在周总理和邓大姐身边工作感到光荣，又因这项保健任务责任重大而忐忑不安，心情是复杂的。在客厅里我见到邓大姐，她是那样的谦和、平易近人、言词恳切，我紧张的心情开始松了下来。我环顾四周，看到西花厅陈旧的建筑，简单的室内陈设，再看看邓大姐朴素的衣着，使我感受到两位老共产党人的俭朴本色。在交谈中，邓大姐向我介绍了她和周总理的生活和健康状况，也谈了他们对保健医生的一般要求。接着，她非常诚恳地对我说，咱们都是为革命工作的，彼此是工作关系，只是担负的责任不同。医生保证我们的健康，是为了使我们能顺利地进行工作……在那事事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我总为自己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而担忧。因此，刚一见面，就赶紧坦率地向邓大姐介绍了自己的情况。邓大姐安慰我说：“人的家庭出身是自己不能选择的呀！重要的是本人的现实表现。”然后，她请我喝茶，吃水果，谈家常，使我逐渐解除了精神负担，感到轻松愉快。

1957年初，周总理回国后，我开始经常接触他们两位首长，每天至少看望一两次。由于我是来自北京医院的临床医生，不太懂得究竟怎样做家庭保健工作，早晨见到他们时，总是常规性地询问睡眠、饮食情况，问有什么不舒服等等。周总理说：“哎呀，我们可不是卧床的病人呀，你为什么每天总这老一套？”邓大姐对我说：“对待任何事情，都要做具体观察和分析，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不能用老一套的方法，有些情况你可向周围的服务人员和我了解嘛！你这一套会把人问烦的。”由此我体会到，做任何工作都应该研究恰当的工作方法，否则效果会适得其反。相处时间久了，我对大姐和周总理的生活和健康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开始渐渐适应这种特定的环境和新的工作。但有时仍会遇到问题，比如，在他们早晨刚一起床，或者正在吃饭，或者正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我常迫不及待地汇报工作，问询身体情况。周总理和邓大姐说：“你们医生，是应该懂得心理学的，不懂心理学，怎么能当好医生呢？”以后，每遇到类似情况，邓大姐和周总理常常提醒我，要学好辩证法、心理学，这一语重心长的教导，至今还言犹在耳，留下难忘的印象。

邓大姐对待同志像慈母一样热情周到，关怀备至。这是人所共知的，许多人都深有感受。所以，人们总亲切地称她为“邓大姐”，“邓妈妈”。20多年来，邓大姐给予我和我们全家的照顾，实在是太多了。我和我的爱人、孩子有病时她总是派人看望，馈赠慰问品。我爱人怀孕，她特地派人送来老母鸡。我随周总理出国期间，她常打电话询问我家里的情况，还请家里人到她那儿去作客。有一次，我随周总理外出，由于时间紧促，上车时不小心被车门碰破了头，在医院缝了八针。邓大姐亲临医院，观察手术，关怀备至。三年困难时期，副食供应紧张，邓大姐不仅和大家一样节衣缩食，还把自己份内的食品分给同志们。就是在她或周总理患病时，心里也总是想着别人，把每一位医护人员的生活细节，甚至他们的家庭情况都装在心里，仔细询问，给予热情的关照和帮助。邓大姐对待同志的这种真诚情谊，像温暖的春风，吹拂着人们的心田，给曾在她身边工作过的人们留下了珍贵的记忆。

然而，在原则问题上，我们慈祥的邓大姐是绝不含糊的。她对待同志的错误和缺点毫不留情。有件事给我教训最深刻，我将牢记终生。70年代初，正是上山下乡的高峰期，为了给孩子找个出路逃避上山下乡，“走后门”当兵成了普遍现象。我的儿子曾得到本单位领导的同意和帮助，也随着一批孩子“走后门”当了兵。这件事被邓大姐和周总理知道了，他们很不高兴。分别找身边工作的同志谈话，耐心地说服动员大家让孩子从部队退回来，包括他们自己的侄女、秘书和司机的孩子。当时我思想上搞不通，认为有许许多多的干部子弟都已经进了部队，我叫孩子退回来，孩子们的精神负担太大，更何况当兵又不是坏事情呢。于是，我总顶着不办。而两位老人家再三做我的工作。后来周总理生了气，责令我写书面检讨，并在一次政治局会议时把我叫去，当众进行严厉批评。直到1974年，体育馆召开群众大会，江青的亲信和打手在会上暴跳如雷，指责“走后门”当兵是“背叛无产阶级”，以此攻击许多老同志时，我才懂得在中央领导同志身边工作，任何一件事都带有很大的政治性，都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和后果。风波平息之后，邓大姐耐心而严肃地批评我说：“你这个人呀，有时候头脑太简单了。”这件事给我的教训极为深刻。由于我的过失，违背了在总理身边工作要做到保安全、保健康、保工作、保政治的重大原则，让大姐和总理为我操心，至今我仍感到很内疚。

邓大姐和周总理对待他们的亲属，非常关心爱护，同时也严格要求，甚至在生活细节上，也很讲原则性。例如，他们让侄女从部队脱下军装回到内蒙插队时，准备送给侄女一个收音机，他们宁可花钱到街上去买，也不用外宾赠送的礼品进口收音机。他们把外宾送的礼品从来都上交给了公家。两位老人是何等严格地要求自己，严格地教育自己的亲属！我们看在眼里，感动在心。

坚定的信念　广阔的胸怀

邓大姐为革命事业无私无畏的精神是令人感佩的。她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革命，作为恩来同志的亲密战友，她出生入死，经受过多次战场上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也经历过复杂的政治斗争的锻炼。无论面对怎样艰难险恶的环境，总是坚毅勇敢，临危不惧，坚持斗争，毫不退缩。我曾听她讲述过在白区工作时所经历的种种危难事件，听她讲述长征中患肺结核后，如何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

1956年以后，邓大姐体弱多病，患有糖尿病、高血压、更年期综合症，还先后做了妇科手术、外科胆囊手术、骨折手术等。在她身边工作，我亲眼看到了她是如何以唯物主义的态度，顽强地克服和战胜疾病，亲身感受到她那不畏困难，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记得1961年夏天，在一次妇科检查中，发现她的盆腔内有一肿块，一时还不能排除恶性癌肿的可能。医生们考虑到她的身体不好，不敢告诉她。在同周总理商量时，他主张如实向大姐讲清楚。邓大姐听后很冷静，她想了想坦然地说：“即使是癌瘤，那也没有办法，既来之，则安之，只有和它作斗争。即使治不好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也不必顾虑。”这次谈话之后，她照常生活、工作，一切处之泰然。她多次做手术总是顽强地忍受一切病痛，努力和医生配合，直至一次次战胜疾病，重新康复。

十年浩劫期间，周总理的担子极为沉重，处境十分艰难，邓大姐和周总理一道，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众所周知，“文革”期间，周总理在异常困难的处境中，相忍为党，苦撑危局，尽全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维系党和国家工作的继续运转，处理各种棘手问题，尽量保护大批遭迫害的干部，还要对付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疯狂捣乱和破坏。长期超负荷工作和精神上的折磨，使周总理心力交瘁，心绞痛发作频繁，心脏病越来越严重。1972年又查出患了癌症。实际上，他的生命随时都有危险。在那样的情况下，邓大姐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她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关心着她唯一的亲人恩来同志；关心着每一位遭受残酷迫害的干部和群众。苦闷、焦虑、担忧……邓大姐顽强地、不屈不挠地默默承受着巨大精神压力。她明知周总理是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在奋力工作，但她从不干扰或劝阻。在治疗最困难的时候，她尽所能地和同志们一起研究和争取最好的条件，并告诫和帮助大家尽力做好本职工作。周总理患病后，由毛主席指定组成中央负责治疗工作的小组，邓大姐是小组成员之一。在周总理病中，她总是耐心听取医务人员的汇报，帮助制定医疗护理方案，不但从不苛求大家，反而慰勉有加。特别在周总理逝世后，刚在大会堂开完追悼会，她就召集所有的亲属和医护工作人员，进行革命教育，对于医护人员和身边工作同志给予真诚的鼓励和恰当的评价。

回顾我与邓大姐相处的岁月，她的言行和精神确实使我铭刻肺腑。我不禁深思，为什么邓大姐能够如此坚毅沉着，临危不惧，一心为革命呢？通过他们长期的言传身教，使我渐渐认识和体会到，是由于数十年来在革命斗争中经过血与火的熔炼，他们树立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广阔胸怀，所以，在任何困难面前才能够表现得如此坚毅和坚强。

俭朴无华的美德　无私奉献的精神

邓大姐和周总理这对革命伴侣，历来都克己奉公，无私奉献。革命战争年代，邓大姐曾患重症肺结核经常咯血。周总理患过“阿米巴肝脓肿”，高烧、黄疸、昏迷，所幸脓肿在溃破后直接穿过肠壁排脓才幸免于死。他们的体质都不很强。全国解放后，按理说，有条件了，可以大大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过得舒服一些。但他们仍保持俭朴的本色。他们一日三餐，粗茶淡饭。伙食标准是由邓大姐亲自掌握的，不许超支；他们的衣服缝缝补补，只讲整洁，不求华丽；盖的棉被和毛巾被已用了多年，毛巾睡衣和擦手巾都曾缝补过；个人服药也坚持要交费；因私事外出要交车钱…… 他们的工资除用一部分接济亲友和工作人员外，多余的钱都作为党费交给国家。邓大姐和周总理逝世后，按照他们生前的嘱咐，将全部财物交公，个人的用品分送亲友和工作人员作纪念，就连骨灰也撒到祖国的山河大地。他们留下了些什么呢？他们留下的唯有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留给党和人民的无价之宝。

邓大姐逝世后，我曾几次回到过西花厅，这熟悉的院落，景物依旧，院内的花木枝叶茂盛，当年邓大姐和周总理喜爱的玉簪花、白兰花、芍药花虽然盛开，但似乎也显得寂寥、惆怅。触景生情，我百感交集，潸然泪下！敬爱的邓大姐和周总理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精神长存。他们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忆邓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