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南海西花厅邓颖超同志的灵堂前，我向敬爱的邓颖超同志遗像行了三鞠躬，一缕哀思涌上心头，我与她相识60多年中的点点滴滴又都浮现在眼前……

1927年春，邓颖超同志从广州来到武汉。那时，她已是我党赫赫有名的妇女运动领袖。我去拜访她，一见面竟脱口而出：“我一听到邓颖超的名字，还以为是位高大身材的人呢。”她立刻笑着说：“我也以为李哲时（我的原名）是个高大身材的人呢。”说着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完全像一对久别重逢的朋友。从对话中可以看出，她是那样的机灵聪慧。虽然当时她才23岁，但她早已在五四运动中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领袖之一了。这次她没有在武汉多停留，很快就离开了。

当年7月，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公开宣布“分共”，大革命失败了。中共中央于9月10日迁往上海。当时我在党中央长江局工作。10月，长江局撤销，我随罗亦农同志一起调到上海，在中央组织局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党的工作转入地下，机关家庭化，同志之间无事互不来往。我听说女同志们应以小超为模范，她每天除学习和工作外，还扫楼道、拖地板、做清洁卫生、搞家务劳动、勤俭持家。偶尔我们见面时，我也随着党内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称呼她“小超”，她非常乐于接受这个昵称。1928年元旦，我和罗亦农同志结婚时，她和恩来同志来吃喜酒祝贺。当时党中央只在三个地方开会：一个是亦农处，二是瞿秋白处，三是恩来处。三处轮流，因此我们不能多来往。

1927年11月的一天，杨之华同志根据党中央要恢复中央妇女委员会的指示，召开了一个妇女座谈会，随即，成立了中央妇委。为了适应地下工作的需要，中央妇委同志间不用姓名而以姐妹相称。经过分工，大家推举杨之华为书记，是大姐。其他人按年龄排，蔡畅是二姐，我是三姐，贺雅华是四姐（后来叛变了），邓颖超是五妹，女工同志朱玉如和王根英是六、七妹，庄东晓是八妹。这样，邓颖超就称我“三姐”，我称她“五妹”，甚至见到恩来同志还笑着称他“五妹夫”呢！

1928年4月21日，罗亦农同志牺牲了，党中央批准了我赴莫斯科学习的要求。这年5月，我和去苏参加中共六大的杨之华大姐结伴同行，6月到达莫斯科。因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9月才开学，我作为旁听参加了6月18日到7月19日在莫斯科郊外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和邓颖超、蔡畅等住在一个大房间里。在莫斯科，我们姐妹又相聚了。由于亦农同志的牺牲，许多到会的代表都来慰问我，更使我悲痛不已。蔡畅和颖超同志就不时地安慰开导我，帮我排解哀思。小超还早晚多次陪我到松林中散步谈心，教我唱歌，在阅览室，当我呆坐想心事时，她不时地督促我专心学习六大文件。她对同志的满腔热情和深切关怀，使我终生难忘。

记得大会闭幕的晚上，开了一个联欢会，小超和另一位男代表合唱了一段京戏。我不知道戏名，只记得他们唱了一句“八月十五月光明”。他们合唱得很好，小超的声音宏亮，节拍分明，有板有眼，受到大家鼓掌喝彩。后来我们谈心时，我问她什么时候学会了唱京戏，她告诉我说，五四运动时期她结识了周恩来，工作中接触较多，有了感情，互相爱慕。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四年后回国在广州，要求和她结婚，但她当时在北方，就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李国瑄同志乘去广州开会之便护送她。李国瑄会唱京戏，一路上教她唱。以后有机会她就练唱，唱京戏成为她的一种爱好了。

六大闭幕后，代表们和大会工作同志都留下参加了一个月的军事训练，全体人员共分两个营。我们的营长是刘伯承同志。我和小超被编在一个班上，教官全是苏联人。我们每天除了练习射击，练习各种队列步法和基本动作外，还练习拆卸、擦洗各种类型的步枪和手枪。当时，对拆卸枪支，排除故障的训练非常重视。因游击战中，武器一般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武器的规格复杂多样，如果夜间作战发生了枪支故障，必须及时排除，否则就有被敌人杀害的危险。在班上，我看到小超对军事学习非常认真，她将分配的每种枪支的机件顺序卸下排列好，一一擦洗干净后逐一装上。她的动作又快又好，受到班长的好评。9月初，我上了中大，代表们先后回国，小超也回国了。

1930年12月，我从莫斯科回国。次年2月，我到上海，住在旅馆里，写信告诉赵君陶同志，她立刻来接我住到她家。她是中央妇委的秘书，住在中妇委机关里，中央妇委的书记是邓颖超同志。一天，邓颖超同志来到机关，我向她提出一个要求，请中央派同志安葬罗亦农同志的遗体，亦农同志的遗体停放在安徽会馆里三年了，她同意向中央转达。

1931年3月16日，中央派李强同志负责，将罗亦农同志和苏兆征同志的遗体一起葬在江湾第二公墓。小超和她的母亲同我及苏兆征的夫人、子女一起参加了葬礼。这以后，邓颖超同志去瑞金工作，我进了上海沪东区的老怡和纱厂当女工，后提升为党的沪东区区委，做党的地下工作。由于王明的错误路线，我在1932年2月被开除了党籍。从此在党的周围做群众工作达13年之久。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武汉再次成为政治中心。我是武汉人，在母亲重病时回家中侍候老母。抗战斗争鼓舞我又一次走出家门，参加了女青年抗战歌咏队，演活报剧宣传抗日；组织湖北妇女战时工作团和战时妇女培训班；参加各种妇女座谈会；做《妇女前哨》刊物的编辑工作。汉口女青年会每周定期组织一次座谈会。一次在总干事陈纪彝、刘清扬主持的座谈会上我又一次见到了邓颖超同志。她当时是中共长江局妇女委员。她的到来，受到了与会40多位妇女群众的热烈欢迎，我的心情更是激动不已。会上，大家随着延安的习惯称邓颖超为邓大姐，我也就随着群众称她邓大姐了。参加座谈会的都是各方面集中到武汉的爱国民主妇女。大家讨论了如何为抗日救国出力的问题。陈波儿提出，要抢救难童。会上，大家一致同意成立儿童保育会筹备委员会。最初拟推选宋庆龄为主席、李德全为副主席。为了巩固抗日统一战线，最终还是推选了宋美龄为主席。在讨论中，邓大姐的每次发言，都无形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沈兹九为《妇女生活》复刊召开文化宣传的妇女座谈会，到会的女作家、女记者和女编辑约40人。邓大姐也出席了这次座谈会，并发言说：文化宣传的队伍，最好要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在一起随时研究，避免互相矛盾，或互相重复，以免在报道中各自为政，发生抵触。

当时，妇女座谈会很多。国民党省党部的妇女座谈会名为抗日，实质上是反共，我参加了一次后向邓大姐谈了会上的情况，并表示不想再参加。邓大姐却要我继续参加。她说：“为执行党的政策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那段时期，我失业了，家中经济困难，周新民同志介绍我到国民党反动中委方治办的“湖北乡政人员培训班”当教官。抗战时期，全国大量青年奔赴延安抗大，国民党很害怕，于是他们组织了三青团、总政治部第六厅的青年妇女委员会和乡政人员培训班等意在同中共争夺青年群众，欺骗一时没有出路的青年留下来听他们的摆布。我就利用当教官的机会，每周讲两个钟头的“民众动员”课，凭我搞学运、妇运、工运、民运和救亡运动的经验和知识，动员群众抗日。邓大姐说过：我们欢迎三姐去当教官。两个月后，该班转移到外地，实际上就停办了。

邓大姐在武汉期间，曾到武昌我家看我，但我不在，我的二姐和三姐招待她吃了午饭。以后邓大姐每次见到我，总是问候我的二姐和三姐。

1945年日帝投降，抗战胜利，党中央提出主张：团结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建立一个民主、团结、和平、统一的新的联合政府，完全改组一党专制发动内战的政府。这一主张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各民主党派均以此为奋斗目标。1945年10月，我被民盟一大选为中央委员，住在重庆民盟总部，邓大姐曾来民盟总部看望我，仍亲切地称我为“三姐”，但我已不好意思再称她“五妹”了。那次，她送我几张古元同志的木刻，我送给她一枚象牙图章。

民盟大会期间，我在党内机关阅读到党的七大会议文件。我看到七大修改的党章上写有脱离了组织的党员，可以申请恢复组织关系一段，就立刻向钱瑛同志提出了恢复党籍的要求。当钱瑛同志报南方局审查后，1946年1月华岗同志告诉我：“中央已同意恢复你的全部党龄。”我终于又回到了党的怀抱。我深深地感谢南方局的各位领导，感谢邓大姐，感谢七大清算了王明宗派教条主义的从极左到极右的错误路线。

1946年3月，国民党政府已迁都南京，为了争取实现政协决议，停止内战，中共代表团和民盟也都迁往南京。我随民盟总部迁到南京后，还参加过邓大姐在梅园新村召集的座谈会，讨论时事。那时，中国妇女联谊会每周在谭惕吾家开一次学习会，邓大姐每次都派她的秘书曾宪植参加，可见邓大姐始终关心着我们女同志的进步。国共和谈破裂后，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前，邓大姐在梅园新村召开了最后一次妇女座谈会，并送给每人一张她与周恩来同志在梅园新村的合影照片，留作纪念。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2月26日，我随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由沈阳到达北平，参加了邓大姐领导的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3月间，大会开幕，会议开得很好。6月，新政协筹备会议在北平召开，人们都在紧张与兴奋中生活和工作。邓大姐住中南海，是全国妇联副主席，她常派秘书曾宪植到北京饭店和我们联系。9月，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上，邓大姐代表全国妇女发言。12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妇代大会上，她又代表中国妇女发言，国内外影响很大。

建国后，我在中央劳动部工作。一次逢周总理生日，曾宪植来约我同轻工业部副部长夏之栩一起到邓大姐那儿去吃汤包。周总理爱吃常州的汤包，请我们作陪。我们高兴地去了。总理很忙，迟迟未归。我们就边吃边等。总理回来后，匆忙地吃了几个包子，对我和之栩说了一声“再见”就又走了。邓大姐笑着说，他就是这样心不在焉，恐怕连汤包的滋味都没有尝到呢。我们安慰邓大姐说：看总理那高兴的样子，想必是已尝到汤包的味儿了。当时我心想，小超对总理的情感真深啊。

周总理逝世后，邓大姐的政治活动更繁忙，在她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期间，政协的工作比以前有了更大的发展和进步。一次政协开会期间，我们正在休息室休息，忽然邓大姐向我们走来，我们大家都站了起来，拥向邓大姐，争相与她握手。她在人丛中一眼看到了我，一面喊着：“三姐”，一面走到我跟前说：“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了。庄东晓在广东来信要求我帮助她解决党籍问题，我已回信告诉她可以解决。”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其他人又一次围向了她。后来，《人民日报》记者报道说：大概是30年代的统战朋友，邓主席不忘故旧，称她三姐，李文宜感激得眼中含泪了。其实，喊我三姐是20年代的事，我与邓大姐之间不是统战关系，而是党内的同志关系啊！

我原是第一至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四届人大召开之前，叶剑英同志召集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酝酿协商四届人大候选代表名单，请大家本着精简的原则提名。当民盟副主席史良和民革主席朱蕴山提到我的名字时，还说女同志少就不要精简了。这时，邓大姐说：李文宜大姐是党员，党员的工作应由党安排，党中央和恩来等同志研究过了，认为李文宜适合于政协的工作，不再在人代会安排了。于是，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大会上，我都被选为常委，我想中央对我的工作是如此认真地关心，我应当努力才是。直到现在，虽然我年事已高，不再适宜担任常委，但我仍然尽心尽责地做好全国政协委员所应做的工作，我要像周总理与邓大姐那样，为革命、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忆邓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