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态文明”如何推进？

在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在政治报告中多次提到环境保护。他列举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排在第一位的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报告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就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就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胡锦涛总书记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即“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他提出到2020年，中国应当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

这一系列的论述强烈表达了生态环境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宣示了中国坚决摈弃破坏环境和浪费能源的传统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并且具体明确，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深化和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文化内涵，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崭新的路标。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发表《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披露：在全球生态现代化指数排名中，中国得分为42分，比世界平均值低17分。在参加评价的全球118个国家中，中国排在第100名。《无锡水危机的警示》,2007年6月25日《长沙晚报》。这提醒人们，在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的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将是一场漫长与艰难的绿色革命，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二）环境保护出现“拐点”？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等人发现部分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呈现倒U形曲线：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环境质量可能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下降和恶化；但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环境质量又有可能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步改善。这种现象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

美国出现这个拐点是在人均GDP约1万美元之时，还有一些国家在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时就出现了拐点。由于GDP的计算方法不同，对中国GDP的评价差异很大。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2006年人均GDP首次超过2000美元。但世界银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认为2005年中国GDP高达5.3万亿美元，人均超过4000美元。《世行新版报告显示中国经济缩水四成》,2007年12月18日《华尔街日报》。2007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幅度超过上年，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COD）的排放量首次出现下降，致使近年来学界关注的一个问题重新被提出，即中国能不能在人均GDP还不太高的情况下，出现环境质量随经济发展而逐步改善的拐点？

一些中国官员和学者乐观地认为我国环境保护的“拐点”即将出现。事实上，在2007年初，就有苏南提前出现环境拐点的报道，认为苏州市2005年人均GDP达8000美元，增速达20%以上，而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了5%；无锡市人均GDP过7500美元，全市万元GDP能耗为0.92吨标煤，处于全国较低水平；常州市人均GDP 4000美元，全市持证排污单位已达2500多家，占全市排污申报单位的9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5%，环境状况持续向好转变。施勇峰、郭奔胜：《苏南环境向好提前出现拐点》，2007年1月26日《新华日报》。几个月后太湖蓝藻事件暴发，“拐点”说销声匿迹，“苏南模式”被颠覆说取而代之。一个被遮蔽的事实是，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以损害“无人负责”的太湖为代价的。

中国的环境危机仍然十分深重。OECD组织经18个月的调查，提供的中国环境报告称，中国有1／3的河流、75％的主要湖泊、25％的沿海水域遭受严重污染。中国超过1.7万个城镇没有污水处理厂，近10亿人的排泄物几乎没有经过收集和处理。该报告总结说：“中国的经济在向发达国家迅速靠拢，但环境水平却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近似。”John Vidal，“Dust,waste and dirty water: the deadly price of Chinas miracle”. 2007年7月18日〔英国〕《卫报》。OECD组织报告所揭示的这一反差，令人警醒，催人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课题组在研究了我国1995~2005年工业化实际情况后得出结论，我们现在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很多地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地可以承受的极限。2007年9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如果考虑到中国的环境负荷特别大，环境欠债特别多，一些地方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早已超过了环境容量，生态变化的不可逆性，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巨大惯性；考虑到有一些城市的污染企业正在被转移到不发达地区或农村，而那里对污染的监测与治理能力很低；以及地球变暖等新的全球性因素的不利影响等各种因素，中国生态恢复和环境保护的前景不容乐观。我们应当慎言“拐点”，以诚惶诚恐、如履薄冰的心态努力去改善环境，才是真正重要的。

（三）“利益集团”怎样平抑？

1“绿色GDP”发布和《规划环评条例》遇阻

2004年，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共同启动“绿色GDP”项目，正式名称是“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绿色GDP)研究”。2006年9月，发布了中国首个绿色GDP核算报告。基本结论是：2004年全国环境退化成本(即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GDP的3.05%；2004年中国环境污染的实际治理成本是959.65亿元，虚拟治理成本(即目前的污染如果消除需要的治理成本)为2874.43亿元，合计总成本为3834.08亿元，实际治理成本只占25%；2004年环境污染虚拟治理成本占GDP的1.8%。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2004》，2006。

2005年度的“绿色GDP”核算已经完成，却一直没有公布。据说，2005年的污染损失和GDP扣减指数比2004年报告更高。这份报告的最大突破点，是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污染损失GDP扣减情况统计表，从而变得十分敏感。最后，政府宣布这一研究无限期推迟发布，解释的原因是国际上并无政府发布这种报告的先例。研究项目负责人证实，“绿色GDP”报告搁浅是由于环保部门和统计部门在发布内容和发布方式上存在着重大分歧。国家统计局认为，目前绿色GDP统计方法还不成熟，有关环境核算研究，特别是分地区核算数据应只向国务院提供作为决策参考，不宜对外发布。而环保总局则认为应该向社会公布。另一个原因，是一些省市地方政府向两部委施加压力，反对公开。《绿色GDP搁浅:环保与统计部门存在重大分歧》，2007年7月23日《新京报》。虽然在2005年初，有10个省市启动了绿色GDP试点工作；但是，一些地方实际仍处于“谈绿色变”的状态。

2007年7月，在《中国青年报》与腾讯网联合实施的一项公众调查中，96.4％的公众坚持认为“我国有必要进行绿色GDP核算”，79.6％的人认为“绿色GDP核算有助于扭转地方政府‘唯GDP’的政绩观”。对于“国际上还没有政府公布绿色GDP核算数据的先例，中国也不宜公布”的说法，仅有4.4％的人表示认同。调查中，有85.2％的人表示，自己所在地区，“牺牲环境换取GDP增长”的现象较为普遍。《民意调查：96.4％的公众支持进行绿色GDP核算》，2007年7月30日《中国青年报》。

无独有偶，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在启动规划环评的时候，就宣布争取早日将规划环评纳入法规程序，计划在2007年内推出《规划环评条例》。但2007年底，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却曝出内幕：由于各部门严重的职能交叉与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业绩观，《规划环评条例》目前尚不能很快出台。他就《规划环评条例》起草中遇到的重重困难，向社会发出呼吁，希望各界支持条例出台。目前，《规划环评条例》的送审稿已上报国务院，正在国务院法制办的指导下，和各方继续协调进行修改完善。

2发展困局：利益集团之患

“绿色GDP”研究和《规划环评条例》遇阻，是环境保护中利益冲突、利益博弈的突出例子。如潘岳坦言，“规划环评所注重的长期利益、全局利益往往与有些部门和地方所追求的短期利益、局部利益相冲突，致使他们对这项工作不那么支持，甚至以种种理由逃避开展规划环评的责任。”潘岳：《环评立法因部门利益冲突推迟》，2007年11月04日《新京报》。

在经济领域，虽然节能减排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但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形势依然严峻。一些地方“靠攫取资源赚钱、靠污染环境致富”，“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害、全社会埋单”的现象依然存在。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疯狂扩张并不完全是出于单纯追求GDP增长的错误的政绩观。一些研究者认为，某些地方政府与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结成特殊利益集团，攫取黑色利益，成为环境持续恶化的主因。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往往是高官推动，强权与金钱开路，台上有人唱戏，台下有人鼓掌，台后有人指挥操纵，邓聿文：《环保领域的毒瘤：地方保护主义和特殊利益集团》，《绿叶》2007年第4期。是当前环境治理问题所遇到的最大的障碍。

环境问题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并对国家形象造成很大损害，已经成为我国谋求和平发展、绿色发展必须突破的主要瓶颈。正如人们所认识的，“解决中国严峻环境问题的最终动力来自于公众。”它提示我们，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13亿人的绿色长征，注定是曲折崎岖、艰难漫长的。它不仅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仅仅是循环经济、节能技术的推广；而且一定要伴随民主政治建设，伴随社会治理模式的改革，在全体公众的共同参与之中，构造新的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

本文摘自《中国环境的危机与转机（2008）》，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中国网独家发布。其他媒体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转载，否则将负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