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2007年我国的节能减排取得了明显成绩，出现了拐点；但是形势依然严峻。不少地区重工业建设的势头仍然非常强劲，如占二氧化硫排放量70％的钢铁、电力等六大行业第三季度同比增长20％，我国产业结构重型化的格局仍然没有得到改变。特别是由于国内市场需求旺盛，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加上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偏低，资源环境成本没有得到充分体现，高耗能行业加快增长的内在动力仍很强烈，大大增加了完成节能减排任务的难度。

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汪纪戎谈到，关键是我国始终未摆脱资源能源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未得到根本性转变甚至出现走老路迹象的现实，说明基层政府的行政执行力不强，地方和中央、局部和全局、短期政绩和长远利益存在博弈，体制性障碍成为主要的症结。我国经济在整体上仍然没有摆脱粗放型的增长方式，甚至主要是靠高耗能、高排放的重化工业拉动的。例如，2006年我国接纳减排“不降反升”的经济背景，是GDP增幅突破指导性指标7.5％，达到10.7％，其中第二产业增幅为12.5％，而高耗能、重污染行业中的钢铁、乙烯、化纤、有色金属、水泥、纯碱、发电、煤炭等8类产品产量增幅分别为25.3％、24.5％、21.7％、17.2％、15.5％、13.4％、12.4％和8％，除煤炭外均高于GDP的增幅（刘晓星：《节能减排挑战政府执行力》，2007年7月23日《中国环境报》）。

近些年来，我国许多引导、限制、激励政策措施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环境无价、资源低价政策造成的资源利用效率低，企业没有节能减排的内在动力。加之目前实行的企业评价体系与节能减排的要求相悖，出现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失灵、政策失灵和制度失灵。要把资源节约和对环境友好作为重要的公共政策，制定完善的财税政策来弥补市场失灵，弥补现行财税体制下因纵向和横向不平衡加剧、事权不明晰所形成的财权重心上移、事权重心下移所造成的环保事权过多由地方承担带来的问题。

现在污染减排主要依靠行政指令，经济和法律手段运用较少，减排压力主要由各级政府承担，政府部门主要通过行政指令向企业下达减排指标，企业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缺乏必要的经济手段使污染减排成为企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要着力于消除不利于节约资源、削减污染负荷的制度性障碍，改革资源产权管理制度、资源定价制度和排污收费制度。提高资源使用税费，建立并完善资源初始产权有偿分配和使用权交易制度。根据资源稀缺程度、供求关系和环境成本制订资源价格；建立行业的资源环境绩效标准和识别制度；激励和强制手段并用，提高污染物排放与违法成本，改变企业的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难以对企业起到约束作用的问题，促使企业规范行为，自觉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问题的艰巨性、严重性还在于，目前我国COD和SO2的排放总量已远远超过了环境承载能力，自然生态环境已难以承受继续增大的压力。这就是说，如果继续传统的发展模式和现行产品、产业标准，执行现行的污染排放控制标准，即使实现了所有污染源的达标排放，也难以实现排放总量削减10％的目标，也不能达到人们所期待的环境质量。计算结果表明，按GDP年均增幅8％计，单位GDP能耗实现降低20％的目标，那么到2010年全国能源消耗总量还将比2005年增加18％。能源消费对环境的压力仍然是持续增大的。刘晓星：《节能减排挑战政府执行力》，2007年7月23日《中国环境报》。

此外，中国的能源危机仍较严重，主要问题之一是能源结构不合理，使用煤炭的火力发电比例过高；急剧增加的机动车对石油的消耗过大。截止到2007年6月，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为1.5亿辆。2007年1～10月份，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49%，较上年同期增长1.7个百分点。《国际原油每桶突破100美元》,2008年1月4日《新京报》。一个国家的石油依存度达到或者超过50%以后，说明该国已进入了能源预警期。

所有这些整体性的、资源性的、结构性的基本问题，都不是短期的经济政策可以迅速改变的，有些资源、条件约束甚至是不可改变的。这注定了中国的节能减排、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必然是一场艰难的长征。(作者：赵文耕，《给水排水》编辑部，自然之友志愿者。)

本文摘自《中国环境的危机与转机（2008）》，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中国网独家发布。其他媒体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转载，否则将负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