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积弱者的壮怀激烈
宋朝的政权来自兵权。公元960年，拥有重兵的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自称皇帝，夺取后周的政权，建立了宋朝。他取得政权、一统天下后却坐卧不安，担忧部下步他的后尘。“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他下决心要除去心头的隐患。一天，他宴请石守信等几位大将，喝酒喝得似醉非醉，屏退了侍候的手下，对几位大将说：“我没有诸位的帮助，到不了今天。但是当皇帝也很艰难，还不如当节度使快乐，我一天到晚不能高枕无忧。”石守信等问为什么？他说：“这不难明白，皇帝谁不想当！”石守信等叩着头说：“陛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现在天下已经平定，谁敢再有异心。”他说：“你们固然没有，但假设你们的部下想要富贵，有一天把黄袍加在你身上，你虽然不想这样做，但能办得到吗？”石守信等点头哭泣着说：“我们做臣子的很笨，没想到这，只请陛下可怜，指示一条生路。”赵匡胤说：“人生很短，像白马越过一条小缝。喜欢富贵的，不过想多积点金钱，自己快乐，孙子也不穷罢了。你们何不放弃兵权，到地方上当个大官，先好田好房买下来，为孙子立一个长久的家业；多要些歌女舞女，整天饮酒作乐而享受一生。我同你们约定了，皇帝和大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也是很好的嘛！”大家都拜谢说：“陛下为我们考虑到这样，真是我们的大幸。”第二天，大家都推说身体不适没有上朝。赵匡胤没有丝毫责怪，还给予很厚重的奖赏。随后就把几员大将任为节度使，免除了军职。“杯酒释兵权”后，兵权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皇帝还直接掌控一支驻在首都的庞大的部队，由朝廷直接供养，驻守边关的部队相对削弱。“养兵”政策又造成“冗兵”现象，以致兵越多战斗力越低。宋王朝一开始就没有解决好北方的辽和西夏的问题，北方大片土地并没有收复。后来，几次出征，包括赵匡胤的弟弟，宋太宗赵匡义三度御驾亲征，都以失败告终。从北宋到南宋，中央朝廷几乎不断地同辽、金签订盟约，交纳银两和财物，甚至割地赔款。军事上的积弱最后还是断送了宋王朝。
积弱者也希望由弱转强，宋仁宗赵祯鉴于武备懈弛，下旨编修一部兵书。由熟悉明晓法令典故的邵公亮（公元999—1078年）主修，精通文字学、音韵学，也深通军事谋略的丁度（公元990—1053年）实际主持，历时三年，成书四十卷。书名《武经总要》。宋仁宋还亲自写序。这是前所未有的。
宋仁宗在《武经总要·序》中说：“夫前王用兵，盖不得已，以杀止杀，杀之可也；以战去战，战之可也。⋯⋯贵伐谋而无幸胜，善统众而专勇，庶几识为将之体也。”字里行间透露出他企盼有前王的战功，渴求智勇双全的将帅。
《武经总要》洋洋洒洒四十卷，主要讲选任将帅，明确职责，讲武教战，掌握阵法，料敌知敌，出奇制胜，用大量篇幅，列举大量历史战例来说明。但由于缺乏实践经验，缺乏深思熟虑后的真知灼见，“纸上得来总觉浅”，旨上得来总觉虚，理论上缺乏建树。
公元1080年，宋神宗下令国子监组织人力，精选、校理古代兵书战策，最后选定《孙子》、《吴子》、《尉缭子》、《司马法》、《六韬》、《三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七部兵书，钦定为《武经七书》，成为将帅必读书。这也是前所未有的，积弱的宋王朝，多么希望强兵啊！
宋朝也有许多杰出的军事将领，最著名的当推抗金名将岳飞。他立志报国，忠贞不渝；英勇善战，足智多谋；治军公正严明，信赏必罚；用兵灵活机动，不拘常法；尤善于在野战中以步兵集团抗击骑兵集团的战法，屡建大功。又如吴、吴兄弟和刘琦，他们都战功卓著，并在以步制骑上创造了新的战法和阵法。
既有战争实践，又有切实的理论主张的，辛弃疾可作为代表。他一生积极主张抗金复国，反对投降辱国，他在上书的《美芹十论》中，全面总结了宋、金战争的历史经验和惨痛教训，具体分析宋、金双方的利弊得失，明确阐述抗金复国的战略战术，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智谋和才能。现略述一二。
一、用兵之道，要在审势
辛弃疾认为，用兵之道，取胜之要，在于分清“形”和“势”，不可将二者混淆，为“形”所惑，而不明“势”，故不能乘势取胜。据此，他在《美芹十论》中，首先强调“审势”的重要性。“形”是指小大而言，“势”是指虚实而言。土地广阔，财富丰厚，兵马众多，平是形，不是势。形可以举之示威，不可以用之取胜。而势却不是平样，有其物就必然有其用，有其用就能达到目的。就今天的情况而论，金虽有令人可畏之形，但却无可用必胜之势。人举其形而向我炫耀，就是为了威胁迷惑我们。
辛弃疾从地、财、兵三个方面，分析论说了金人虽然形似强大，而实不足虑也。就地而言，金人虽然名义上广阔，实际上容易分裂。
就财而言，金人虽然名义上财赋不少，但实际上不可靠。
就兵而言，金人的军队，名义上很多，实际却难以调动且容易溃散。
辛弃疾分析说明了金之形不足虑，又进一步指出，金朝廷上下相互猜疑，彼此防范，意见不一。朝廷内部，骨肉残杀，不可共事。我只要发奋图强，自强有为，就可以打败金人，收复中原。这就是辛弃疾分析“形与势异”所得出的结论。
二、民心向背，决定胜负
辛弃疾深知，自古以来，国家的分裂与统一，战争的胜利与失败，都取决于民心的向背，人民的感情，民心所向，民众所喜，国家必须统一，战争必然胜利。
辛弃疾分析当今中原之民说，他们二百多年来而为宋朝赤子臣民，他们“耕而食，蚕而衣，富者安，贫者济，金赋轻役寡，求得而欲遂”。金入侵之后，如同后母虐待前妻之子，毫不顾惜。金人迁入各州县，分朋植党，“民有不平，讼之于官，则金人胜，而中原汉民则饮气以茹屈；田畴相邻，金人则强而夺之；孽畜相杂，金人则盗而有之；民之至爱者子孙，签军之令下，则贫富不问而丁壮必行；民之所惜者财力，营筑馈饷之役兴，则空室以往而休息无期；有常产者困窭，无置锥者冻馁。”在金这种残酷欺压掠夺下，中原汉民，怨已深，痛已巨，而怒已盈，故发动起义，“矫首南望，思恋旧主”，以求南归，而朝廷却考虑不周，没有及时出兵痛击金人，援助中原义兵，致使“中原义兵寻亦溃散”。《美芹十论·观衅第三》）这实在是太可惜了。
辛弃疾对民心作了透彻的分析，认为南宋政权应当联络中原民众，作他们的后盾，在他们反金起义时，抓住时机，南北呼应，互相支援，中原可复。
三、自治图强，恢复必成
辛弃疾分析了南北形势，驳斥了“南北有定势”、南方之势不足以抗衡中原的偏见，还具体分析了今日金人虽侵占北方万里国土，但其在辽阔的国土上相互争夺，政务庞杂，汉人与金人彼此结怨。平时无事时，金人可以靠欺骗维持其统治，不准汉人行动，一旦有事，则不可能共渡危难。
根据当今之势，辛弃疾企望孝宗以光复旧物为目标，不要自卑，而要振作精神，精心强力，自治图强。辛弃疾还一一驳斥了各种向金输金货贿、投降议和之论，告诉孝宗要“酌古以御今，毋惑于纷纭之论”，与众卿、智士共同谋划，自治图强，英勇决断，“则恢复之功可必其有成”（《美芹十论·自治第四》）。这就是辛弃疾“自治”而制敌，以图恢复的思想宗旨。
辛弃疾还论述了两军相峙，必察敌情；集中兵力、防守要地；屯田储粮，离兵于农；赏罚分明，励士鼓勇等问题。但他也和他的前辈一样，壮志难酬，最终无奈慨叹：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反帝先驱林则徐
1839年6月3日，广东虎门天朗气清，远处青山近处绿树，映衬着一座礼台，礼台挂麒麟帐，铺着红地毯。台后高高的旗杆上，黄绫长幡迎风飘舞。幡上写着醒目的大字：钦差大臣奉旨查办广东海口事务大臣节制水陆各营总督部堂林。台的周围，人群如潮、万头攒动。约午后二时，林则徐从容登上礼台。一声令下，礼炮轰鸣，一群群袒胸赤足的工人，站在横跨销烟池的木板上，撒下盐巴，又把一个个鸦片切成四小瓣，抛入池内，再把一担担烧透了的石灰倒了下去，用铁锄、木耙反复翻搅，霎时间，销烟池沸腾起来，浓油上涌，渣滓下沉，一池销毁完毕，就打开涵洞，冲刷入海。然后再一池接着一池地销毁。237万公斤鸦片尽化成渣末，随着海水流入伶仃洋。在场的群众欢声雷动，受尽帝国主义欺负的人们终于出了一口气。虎门销烟后，林则徐组织广东军民，展开大规模的禁烟运动，同外国侵略者英勇斗争，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以爱国济民为人生追求，自1820年起，他先后在浙江、江苏、湖北、河南、山东等地任职，管理过地方军政、漕务、盐务、河工、水利，关心民生，注重实际，办事干练，处处都被誉为“林青天”。1837年任湖广总督，严禁鸦片，成效卓著；后又被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陆各军，在广东查禁鸦片。两年后，虎门销烟，震惊中外。为了了解西方，他设立译馆，翻译外文书刊，编成《四洲志》，开创了近代研究西方的先河。1840年年初，调任两广总督。6月，鸦片战争爆发，他同广东军民严密防守，英军不能得逞。但第二年，他被派往镇海军营帮办事务，不久即被流放新疆。1845年年底，又被起用，任过陕甘总督、云贵总督。1850年去世。他从政为民谋利，治军为国分忧。他的军事思想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
一、民为邦本，爱国济民
林则徐的军事思想是建立在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其爱国主义思想又与民本思想密切相连，所以他在清廷为官无论任何职、居何位，兴利除弊，严禁鸦片，都是以爱国济民为依归的。
林则徐认为，为官者必须仁政爱民，恤民保民，足食安民，不可暴民虐民、侵民害民。因此，他为官所到之处，都以仁民爱民为第一要务。他说：“牧民之官”务要“乐利吾民”，“通民疾苦”，“知民以生活望我，我必有以生活之”。
林则徐之所以如此爱民济民，是因为他深知民为国之本，爱民是为了爱国，爱民与爱国是融为一体的。他将爱民的民本思想与反对侵略的战略思想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时，亲眼看到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烟贩子和侵略者的刻骨仇恨，肯定他们是抗击侵略者的主力。后来定海失守后，道光皇帝转向投降派，林则徐依然主张依靠十余万民众，对付上岸的侵略者，“要令人人得而诛之。”
二、了解夷情，方能制夷
林则徐深知，只有了解西方，才能和西方侵略者作有效的斗争，只有掌握敌情，才能胜战争敌人。因此，他主张“察访夷情”，知其虚实，以定制敌之方。
林则徐到广州后，立即组织人才，搜集资料，翻译西方书籍，购买新闻报纸，刺探敌人情报，认真研究敌人动向，以求“谙夷之情”而“制夷”。
林则徐认为，只有了解敌人的长短之处，方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为了“制夷”，必须“师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特别是师夷之船坚炮利以制夷。他在鸦片战争时与英军的较量中，认识到敌人船坚炮利的长处和短处，只有学其长处，制其短处，就可以制敌。林则徐经过调查了解和战斗实际，掌握敌人的特点，其长处是船坚炮利，船大吃水深，炮坚射程远，适于外洋作战，但大船掉头难，加之敌人地形不熟，战技不灵活，不适于陆地作战，如果把敌人引入浅海和陆地，就可以制服侵略者。
林则徐的“制夷”之举，并非一律排斥、打击外国人，而是很讲究政策、策略，他在调查研究、知晓敌情的基础上，注意分别好坏，区别对待。对顽固不化、奸猾首恶者，要予以坚决打击，绝不姑息；对守法缴烟土者，要予以鼓励。总之，要审视具体情况，慎重处理，分化敌人，打击元凶，保护正常贸易的进行。
不仅要“制夷”，尤其要以我制夷，在掌握敌人情况、熟知敌人特点的基础上，巧设伪装，诱敌上当，乘机击敌，则会杀敌如鸡狗，大获全胜。
林则徐深知敌人的武器特点、战术优短，针对其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灵活机动地对敌作战，或伪装乡民突袭，或诱敌上岸擒获，或撤回原地诈敌，伺机而击之，用我所长，击敌之短，就可制敌。
林则徐指出，“英夷欺弱畏强，是其本性”，只要掌握敌人的这些特点，发挥我军的特长，奋力与敌作战，就可以使敌人魂飞胆丧。他在实战中认识到：“英人偷袭师船”“伤害官兵”，“一经奋斗交攻，我兵以少胜多，足使奸夷胆落”（《林则徐集·奏稿》中）。对于狡猾无诚信可言，却又欺弱畏强的英国侵略者，只有迎头痛击，沉重打击，制以兵威，方可“惩一儆百”，这才是制敌之良法也。
三、强兵利器，防敌固国
林则徐深深地认识到：要与外国侵略者进行战争并取得胜利，就必须建设一支能攻善守、制海固边的强大军队，为此，他强调“练兵利器”以强兵御敌。
关于选择任用将帅问题。林则徐针对清廷选择任用将帅的积弊和军纪废弛的现状，认为“严纪律，择将帅”是“今日之要务也”（《林则徐集·奏稿》上）。他主张选择有道德、有操守、有专长、有能力、忠职守的人为将帅。
林则徐深知：要使军队成为有战斗力的劲旅，既要有训练有素的官兵，又要有精良的武器装备，特别是面对用“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英国侵略者，仅用硬弓、鸟枪、长矛、刀棍等兵械是战胜不了的，所以必须学习“英夷”的“船坚炮利”。用没经过严格训练、没掌握战技和先进武器装备的军队去与敌人作战，等于让士兵去白白送死，只能以失败告终，所以林则徐强调练兵，更重视利器，后来被魏源总结为“以夷攻夷”，“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原叙》）。这观点在林则徐那里已见其发端，不愧为智者之见。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林则徐主张建设一支能与敌人战斗、抗衡的海军，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制海权，保障陆地安全，达到制海保疆的目的。
林则徐不仅注意防海卫国，而且注意边防固国。他在新疆的耳闻目睹，使他认识到沙俄“威振邻国，开疆拓土”的野心对中国构成的威胁，这一形势也促使他深入了解新疆，并提出了守疆固国的具体措施。
林则徐一生追求爱国济民，救国治世。他爱国而又睁眼看世界，他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驱，他也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驱。（摘自《和平兵略》，作者：姜国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