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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雄纷争，兵学蜂起
西周晚期，奴隶主统治日益腐朽没落，民不聊生，国无宁日。公元前8世纪，周幽王宠幸美人褒姒，为了博她一笑，在骊山点燃烽火，火光冲天，狼烟直透云霄，又擂起大鼓，鼓声如雷，附近诸侯得知警报，担心首都的安全，一个个点将领兵，连夜赶到骊山。但骊山楼阁上音乐飘飘，周幽王和褒姒正在饮酒作乐。周幽王派人传话：“幸无外辱的敌人。不劳大家长途跋涉。”诸侯们面面相觑，卷旗而归。褒姒在楼上，凭栏望见各地诸侯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演了一场闹剧，不觉拍手大笑。周幽王乐不可支，赞赏褒姒开口一笑、百媚俱生。后来，犬戎攻入镐京，周幽王逃到骊山，再点燃烽火，虽然狼烟直透九霄，但各地诸侯的兵，一个也没有来，周幽王被杀死在骊山脚下，西周灭亡。
周幽王的儿子姬宜臼被立为王，即周平王，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阳，史称东周，开始了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前476年）。春秋时，周王室更加衰弱，而一些诸侯国不断强大，都企图控制中小国家，争夺土地、人口、贡赋和领导权，进行了长期的频繁的争霸斗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被称为“春秋五霸”。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也做过短暂的霸主。到了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原先160多个国家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只剩下“战国七雄”——秦、楚、齐、燕、韩、越、魏，战争的规模与激烈更甚于前。群雄纷争，战争理论也日益发展。兵家论兵，诸子百家都论兵。现再简要介绍一些兵家的重要著作。
一、《司马法》
田穰苴，春秋末期人，因治军有方，被尊为大司马，故称为司马穰。《司马穰苴兵法》，后世称为《司马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内容很丰富，包括一系列的战争观点、经国治军原则和军事指挥艺术等，就“贵和”而论，最为突出的是，以仁为本、以战止战。
田穰苴认为，经国与治军、用兵与爱民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国家建军，养兵，不是为了穷兵黩武，侵略别国，而是为了卫护社稷、除暴安人。据此，他提出了“以仁为本”、“以战止战”的政治军事思想主张。他在《司马法·仁本》一书中开宗明义：
“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
所谓“仁本”，就是以仁爱为本。治国、用兵都要以仁爱为本，都是为了仁民、爱民、亲民、救民。从这个思想出发，田穰苴提出了“以战止战”的灭战思想主张。
兴兵所战，意在“爱民”，所“爱”之意，包括爱吾之民和爱其之民，即“兼爱”敌我双方的人民。要从“兼爱”敌我双方所有之民的角度出发，选择作战时机，不违农时，不伤民力，兴师伐暴，为民除害，发动战争，以战爱民，这种战争是以“爱民”为依归的。这显然是指正义战争而言的，是为正义而发动的战争。
田穰苴同时指出，国家虽然强大，好战必然危亡；天下虽然太平，忘战必然危险。这种不好战、不忘战的军事思想，实为智者之论。
田穰苴的仁民、爱民、仁政、止战的合理思想，表现在朝廷战争时，要运用合宜的手段取得胜利，取得胜利之后，要以仁德施教，不以残暴手段镇压。这种“圣德之治”，要合乎自然规律，适合地理条件，任用贤德之人，因民俗而施教，使天下万民归服。
二、《吴子》
吴起（公元前440—前381年），战国初期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西北）人。年轻时流浪到鲁国，不得志。到了魏国，魏文侯任用他为将，大败秦国，显示出出色的政治、军事才能。在河西郡守任上进行改革，发展生产，惩治贪官，很有政绩。后又受陷害，逃命楚国，得到楚悼王的重用，悼王死，贵戚作乱，死于非命。所著兵经《吴子》，作为《武经七书》之一，成为武学经典。
吴起主张文武兼备，军政结合。他指出：光有文韬，没有武威，要灭国；同样，只有勇武，不修文德，要丧国。因此要文武兼备，军政并举，必须“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内修文德”就是采取一系列的政治措施，教化万民，亲和万民，治国安民，使民众与当政者上下一致，齐心协力。以此则国可以治，民可以安，战可以胜，守可以固，这才是“必胜之道”。
“外治武备”就是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诸如：强化军队教育，加强军事训练，建立精锐之师，加强固国安民戒备，料敌、谋敌而胜敌，保障国家的安全，这才是“安国之道”。
吴起的“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军事政治思想，把“文德”与“武备”、政治与军事、安民与治军、固国与致胜为相辅相用，互为表里，不可或缺。
吴起还主张军争为利，用兵禁暴。他说：“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其名又有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五者之服，各有其道，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吴子·图国》）战争发起的原因是争名、争利、积仇、内乱、饥荒等，究其实质是趋利避害的利害之争。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战争的性质是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要根据不同性质的战争，采取不同的对策制服敌人，防止战争扩大，为害民众。
吴起进一步指出，由于战争耗财、费物、杀人，会带来灾难。所以他极力反对战争蔓延，主张以义兵兵，禁暴救乱，以道服敌，以谋取胜。
三、《孙膑兵法》
孙膑（生卒年不详），战国时齐国人，出生在阿（今山东阳谷东北）、鄄（今山东鄄城北）之间，孙武后裔。
孙膑曾与庞涓同师鬼谷子学习兵法。后庞涓事魏，为魏惠王将，“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乃阴使召孙膑。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恰在此时，齐国使臣到魏国都城大梁。孙膑得齐使臣之救，回到了齐国。孙膑得到齐将田忌的敬重、推荐，而为齐国军师，辅助田忌打了一系列的胜仗。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最著名的光辉战例，则是“围魏救赵”之战。
孙膑以“减灶之法”，诱骗庞涓。庞涓率大军追踪孙膑三日，以为齐兵锐减，逃亡过半。于是率轻锐部队，日夜兼程，追至马陵。孙膑利用马陵山险、路狭、林茂的地形、地势，巧设伏兵。孙膑令人削去大树之皮，于白木上写道：“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令齐军万余名优秀射手，挟持弓箭，夹道而伏。约定：“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至斫林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智取庞涓”的“马陵之战”。
孙膑所著的《孙膑兵法》，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兵书。
孙膑是孙武的四世孙，他的军事思想，是在继承孙武的军事思想，总结当时的战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而形成的。他主张举义兴兵，禁止争夺。孙膑重兵、察兵，肯定战争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主张义战。他以五帝、三王用兵攻取、统一天下的历史传说，论述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和重要作用。就是说，连圣王都用战争除暴禁争，以义伐不义，制止祸乱蔓延，征服不道，统一天下，实行政治统治；光靠仁义、礼乐、礼让是不可能禁止争夺的，因为此“不可得”，所以要“举兵绳之”。
孙膑同时主张对战争要持慎重的态度。因为战争是关系人之生死、国之存亡的大事，所以要详察深虑，认真准备，慎重对待，不可轻举妄动，意气用事，鲁莽从事。“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
孙膑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深知战争胜负的利害得失的重要关系。他主张不要轻易发动战争，不以战争为美乐之事而轻举妄动，而要作好充分准备，有充足的物资储备。“事备而动”。只有作好充分的准备，才能够做到“兵出而有功，人而不伤”。
孙膑所说的战争“有义”与“无义”的问题，即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问题。“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正义之战，兵卒虽少，也会坚强有力，“战胜而强立”，以使“天下服”，即正义战争必然胜利。非正义战争，“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者”，侵略战争，即使是暂时征服别国，也不会使民心归服成为强者，最终是要失败的。因此，孙膑反对穷兵黩武，侵略别国，他肯定“穷兵者亡”。（《孙膑兵法·见威王》）这是非常有见地的军事思想观点。
在《孙膑兵法》中还论述了认识战争，赢得用得、因势备势，出奇制胜；掌握矛盾、驾驭战争，以将帅有德，士兵效死等一系列主要问题，对后世甚有影响。
四、《尉缭子》
尉缭，战国梁惠王时人。所著《尉缭子》也是《武经七书》之一，是一部颇有影响的兵家经典著作。
尉缭根据当时的特点，鲜明地指出寓兵于农，国富民强。他认为：国以农为本，兵以民为本，开垦土地，多种庄稼，多打粮食，就可以使国富、民足、国治、兵强。他说：“吾用天下之用为用，吾制天下之制为制。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尉缭子·制谈》）
尉缭指出，治国之道务在“治本”，“治本”之要在于发展耕织，不违农时，勿夺农时，使民众适时耕织，衣食饱暖，则民足、国富、兵强。所谓“治本”，就是治国强兵的根本要务。尉缭把发展耕织和使民无私，作为治国理民的根本，即从物质和精神的相关的高度谈治国理民的问题。他强调男耕女织，按时劳作，不违农时，积财储蓄，不竭民财，国富兵强的固国用兵政策。这是很有见地的智者之见。
尉缭深知军事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文种武植用兵禁暴，肯定二者互为表里，相辅为用，不可偏废。
他认为，军事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所以要“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文”与“武”是“里”与“表”、“本”与“末”、“主”与“从”的关系，这种关系必须摆正，不能颠倒，也不可偏废，故“不能废兵也”。明白了这个道理，才算是知胜败之理。
尉缭论兵，强调政治，且以政治为本，他反对穷兵黩武，发动战争，侵犯别国，杀戮无辜，主张以义用兵，用兵禁暴。他说：“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财货，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尉缭子·武议》）尉缭主张以义战反对不义之举，用兵讨伐暴乱之行，禁止不义之行。他不仅区别了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而且反对不义之战，主张正义之战。他认为，用兵的原则是“仁义”，作战的目的是“诛暴乱，禁不义”，故要“本仁义”而用兵。因此，在占领别国以后，应当实行正义战争性质的政策，即：“无丧其利，无夺其时，宽其政，夷其业，救其弊，则足以施天下。”（《尉缭子·兵教下》）就是说在占领敌国以后，不要损害其民众的利益，不耽误其民众的农时，实行宽大的政策，安定其民众的生活，解救其民众的疾苦，这样做便足以施恩于天下了。如果真正做到“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不杀无辜百姓，不掠夺财物，使人各安其位，各守其职，维护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这就是“必胜之道”，只有行此“必胜之道”，才“能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则威加天下”（《尉缭子·兵教下》）。只有施恩于天下，方能威加于天下，使天下亲和，而无敌于天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