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初期，墨子在齐国听说楚国要攻打宋国，他立即派大弟子禽滑厘率领他的三百多名学生，携带守城器械，到宋都商丘，作防守的战斗准备，自己日夜兼程连续十天十夜到楚都郡，见到替楚国制造攻城用的云梯的公输般。公输般说：“您有什么吩咐呢？”墨子说：“北方有人欺侮我，希望你杀了他。”公输般不高兴。墨子说：“我给你十两金子。”公输般问：“我遵循义从来就不杀人。”墨子站起来再拜说：“请让我来说一说义吧。我在北方听说你制造云梯，将用来攻打宋国。宋国有什么罪过呢？楚国土地有余而人口不足，杀掉缺少的人而去争有多余的土地，这不能说有智慧，宋国没有罪过而攻打它，不可以说是仁爱。知道了这些都不去据理力争，也不可以说是忠诚，争而没有成功，不可能说是强。你说遵循义，不去杀一个人而杀众多的人，不可以说是明智的一类。”公输般表示折服了。墨子说：“既然这样，为何不停止呢？”公输般说：“不能，因已经告诉楚王了。”墨子说：“为什么不引我见楚王？”公输般答应了。
墨子见到楚王说：“现在有人在这里舍弃自己的彩车而想去偷邻居的破车，舍弃自己的锦绣衣裳而去偷邻居的粗布衣服，舍弃自己的精美肉食而去偷邻居的糟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楚王说：“这人必定有偷窃的毛病。”墨子说：“楚国的土地有方圆五千里，宋国才五百里，这就好比彩车与破车；楚国有云梦泽及犀、兕、麋、鹿，长江、汉水里的鱼、鳖、鼋、鼍是天下最多的，而宋国所有的无非是野鸡、兔、狐狸等，这就好比精美肉食与糟糠。楚国有大松树、文棹、、 、楠、豫章等，宋国连大树都没有，这就好比锦绣衣裳与粗布衣服。我从这三件事上认为攻打宋国就同那个人是同类。我认为大王一定不能成功。”楚王说：“说得对啊！但公输般为我造了云梯，一定可以夺取宋国。”
墨子请楚王让他和公输般较量一番，墨子解下腰带作为城，用细小的木片为器械。公输般九次设计攻城的机关，墨子九次都挡住了。公输般攻城的机关用尽了，墨子守城的装备还绰绰有余。公输般无言以对，却说：“我知道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你，不过我不说。”墨子说：“我知道你用什么办法对付我，我也是不说罢了。”楚王问他为什么。墨子说：“公输般的意思，不过是想杀掉我，杀了我，宋国就守不住，就可以进攻了。然而我的学生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持有我的防御器械，在宋国京城上等待楚国侵略者了，即使杀了我，也不能杀尽防御的人。”楚王说：“好啊！我不攻打宋国了。”这是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子一次成功的实践。
墨子（约公元前468—前376年），姓墨，名翟，生在鲁国，曾在宋国做官，生平足迹遍及齐国、卫国，又屡次到楚国，后又长期居住在鲁国。他是墨家学派的创始者。墨子的军事思想主旨是兼爱、非攻，但他并非一味反对战争，而是主张以义伐不义，注重战争准备，讲究防御之能，抵抗侵略战争，以求立于不败之地。
一、兼爱非攻，相爱相利
墨子的思想宗旨是“贵兼”。他认为当时社会的“大害”、“巨害”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人与人之间的争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人们的不相爱。因此，他主张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应当“兼相爱，交相利”。
墨子从其兼爱思想出发，主张非攻，反对战争。他断定，爱人运行时，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运行时，人亦从而利之。反之亦然。既然如此，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只要相互兼爱，不要发动战争，相互攻伐，这样不以兵刃毒药水火相攻伐，从而可以共同取利。否则，以兵刃毒药水火相攻伐，便使大家共同取害。因此，墨子“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主张“国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以兴“天下之利”，反对“大国之攻小国”，“大家之乱小家”，以行“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
墨子还从战争的道义性方面，反对战争。墨子的思想旨意十分明确，杀人者死，杀一人有一死，杀十人有十死，杀百人有百死，这是对不义之人应有的惩罚，是他们的罪有应得，这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然而，对于那些发动战争攻伐别国，死伤大量人口的侵略者，有些人则不知非之，反而誉之，这显然是黑白颠倒，是非混淆之论。对于这种义与不义颠倒、不辩之论，墨子极力予以辩白，指出好战者为不义，从而说明了非攻的道理。
墨子还从战争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死伤无数的人口，破坏社会生产力等战争危害性上，反对战争，主张非攻。
墨子称赞古代仁君能与大国相交，与邻国相处，一天下之和，总四海之内，率百姓从农事，为民取利的功德，反对当时的王公、诸侯发动战争的暴行，主张对战争发动者杀无赦。对于发动侵略战争，攻伐无罪之国的战争贩子，要处以死罪，不能使其继续执政为害天下万民。
二、兴利除害，讨伐不义
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非攻”，反对不义之战，他是主张非攻，而不是主张非战争。他认为，仁人之举，就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此，要举行义战，讨伐不义之战。
墨子认为，禹征伐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都是为天下万民兴利除害，不是为自己求富贵享乐的义举。墨子把“攻”与“诛”加以区别，伐“无罪之国”是“攻”，伐有罪之君是“诛”，所以禹、汤、武王之举是“诛”，而不是“攻”。墨子赞同“诛”，反对“攻”。因为“诛”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仁义之举，“攻”则相反。他指出，好战之国，以自己的坚甲利兵，去“攻伐无罪之国”，掠夺财物，劲杀万民，这是“攻”，对于攻伐者，应当“罪死无赦”，故他积极反对“攻”；对于无道有罪之“君”，为了给万民除害，就要“诛”之。因此，墨子主张诛讨有罪之君，反对攻伐无罪之国。“攻伐无罪之国”的侵略战争，他坚决反对；“诛杀狂夫民贼”的正义战争，他积极支持。一切都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标准，这个思想不乏合理之处。
三、尚贤得民，战之必胜
墨子在区分“攻”与“诛”之异的同时，又进一步指出：“攻”者必败，“诛”者必胜。其所以如此，就因为“攻伐无罪之国”者，违背天志、天意，失掉民心、民意，故必然失败；“诛杀狂夫民贼”者，顺乎天志、天意，符合民心、民意，故必然胜利。由此，他肯定，民心所向，战之必胜。而得民心，尤要尚贤。尚贤是圣王治国之要务，为政之根本，所以要尚贤。因为贤良之士是固国之珍宝，社稷之辅佐。对于贤人要富之、贵之、敬之、誉之。衡量贤与不贤的标准是德义、才能，而不是亲疏、美丑，真正做到公而无私，有能则举之、用之，这样人人都竞相为义、为能、为德，这样国家就可以治理了，人民就可以免除祸患了，当然也就得民心、合民意了。
墨子深知，民心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负，所以他极为重视民心、民意的问题。他以古者圣王之事，说明行德政，爱百姓，得民心，得天下的道理。如周文王封于歧山，封地方百里，他能“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是以近者安其政，远者归其德，闻文王者，皆起而趋之，罢不肖股肱不利者，处而愿之。⋯⋯百姓亲之，贤士归之，未殁其世，而王天下”（《墨子·非命上》）。能与百姓兼相爱，交相利，行德政，就可不战而胜，最终王天下。
四、注重战备，有备无患
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反对“攻伐无罪之国”，主张义战。他十分关注战争，注重战争准备。墨子讲究攻守之备的问题。
墨子由“非攻”而“讲求备御之法”，故他对备战理论、技术颇有研究。
墨子认为，国家的主要祸患有七个方面，不消除“七患”则城不守、国不保。他说：
”国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禄，游者爱佼，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墨子·七患》）
墨子不仅从理论上重视备战，讲求备御之法，而且在技术上讲求备战、守城的技巧。墨子在《墨子》书中的《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等十一篇中，运用力学、光学、数学、形学等道理，具体规定了守城的方法，于中可见其对军事技术的重视，也显现了他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军事技术、技巧。
墨子从兼相爱、交相利、兼爱非攻、兴利除害的战争观点出发，所阐明的军事思想主张和战争技术、技巧，不乏高明、合理之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