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前512年，孙子由吴国大将伍子胥引见，晋见吴王阖闾，献兵法十三篇。阖闾说，你的十三篇兵法，我都看过了，可以小试一下摆一摆阵形吗？孙子回答可以。可以用妇女吗？孙子回答可以。孙子提出用军队常规来操练，阖闾同意了。于是列出宫中美女180人。孙子把她们分为两队，以吴王的两位宠姬为两队队长，所有的人都拿着戟。孙子说：“你们知道自己的心与左右手以及背吗？”妇人回答：“知道。”孙子说，“向前就看心所对的方向，向左看左手方向，右看右手方向，后退就是背所对的方向。”妇女们回答：“是。”约好记号、规定动作、宣布纪律之后，就排列大斧，三令五申地宣告军法。于是击鼓发令向右，妇女们嘻嘻哈哈地大笑。孙子说：“规定不明确，号令不熟悉，是将帅的罪过。”于是又三令五申，再击鼓发令向左，妇女们又哈哈大笑。孙子说：“规定不明确，号令不熟悉，是将帅的罪过。现在既然已经十分明确而仍然不守法，那就是官兵的罪过了。”就要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坛上看见要斩宠姬，大为惊骇，急忙派人传令说：“我已经知道将军你善于用兵了。我没有这两位美人，吃饭都不香，请不要斩了。”孙子说：“我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就斩了两个队长示众。两队都用下一个人为队长，然后再击鼓发令，妇女们向左向右、向前向后、跪下起立都中规中矩符合要求，没有一个敢出声的。孙子派人报告吴王：队伍已经很整齐，大王可以下来看看，只要是大王下令的，赴汤蹈火都可以。吴王说：“将军回旅舍休息吧，我不愿下来看。”孙子说，“大王只是喜欢兵法的语言，不能真正实在地用。”阖闾从此切实知道了孙子善于用兵，封为将军。孙子运用自己的兵法，率领军队西破强大的楚国，攻入楚国国都郢都，朝北威震齐、晋两个大国，吴国威名远扬，成为军事强国。
孙子，名武，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广饶）人。齐国发生战乱时流浪到吴国。《孙子兵法》（即《孙子》）是他根据春秋时期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开始向封建制转变、奴隶起义、平民暴动、诸侯争霸、兼并称雄的战争频频的现实，总结概括而撰著。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兵法书，也是兵家的经典著作。孙子本人也被尊为兵圣。他在《孙子》中构建了一个完整严密、博大精深的军事思想体系，整体思维、唯物观点、辩证方法、知战者胜等四个主要思想贯穿全书。
一、整体思维的战争论
战争是由多种因素组成的综合体，是有诸种条件起作用的实践过程；战争又是关系着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任何一个国家、民族，要想发展、繁衍，就必须考虑生养和防卫这两件大事。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极为重视这两件大事；中华民族思想意识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视整体，孙子把重兵与重整体的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思考，从而构建了他的战争理论。孙子十分明确地指出，“兵”是关系到人民生存、国家存亡的“大事”，对于这个“大事”，不可不察。所谓“察”是指考察、详察、审察、深察。孙子经过“察”，比较、衡量、计度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而提出道、天、地、将、法“五事”。“道”为“令民与上同意”，指战争的政治基础，民心向背，是否合乎道义的问题，符合民心、道义，则民赴汤蹈火，不畏死，奔勇力，战可胜。“天”为“阴阳、寒暑、时制”，用兵打仗要看天时、物候，选择有利时机，战而胜之。“地”为“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之地，用兵打仗要考虑路途远近，地形险易，战场广狭，生活资料来源等，有利于我者则战，战则易胜。“将”为“智、信、仁、勇、严”，指挥作战的将帅要具备这五个品质，即有智慧，有道德，讲信义，有勇力，善治军，这样的将帅领兵作战，方能攻则克，守必固。“法”为“曲制、官道、主用”，指军队的编制，军官的设置，军中的用度，即有了合理的组织编制，明确的指挥系统，充分的后勤保障，这样的军队才能够打胜仗。能认识这“五者”的将帅，才能打胜仗，否则只能打败仗。“五事”是指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条件，它包括天、地、人三个基本要素。在天、地、人三个方面看：敌我交战双方要看谁的国君得道，谁的将帅有能，谁得天时地利，谁的法令严明，谁的军事实力强大，谁的士卒训练有素，谁的赏罚分明，这就是“七计”。根据这些条件对比、计较，就可以预见谁胜谁负了。
孙子在这个整体思考战争的思想指导下，建立了他的战略策略原则和军事谋略思想。
孙子论兵，重战略，尤重谋略。他认为，战争打起来要做到“兵贵胜，不贵久”。但是，最好的是以“谋”取胜，要“不战而胜”。为此，孙子极力提倡“谋攻”，从而建立了他的军事谋略思想。他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孙子·谋攻篇》）孙子认为，用兵作战，即使是“百战百胜”，也不是最高明的策略，只有“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高明的策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以谋略取胜。孙子把运用谋略取胜视为上策，运用外交取胜视为其次，用兵攻城取胜视为下策。所以他强调“计谋”，重视“谋略”。孙子的“谋”，是在全知、深知的基础上，运用“智谋”，制定上策，以“谋”取胜。知而谋，谋而攻，攻而胜，此为“谋攻”。孙子的“知”，包括知天、知地、知人，人又包括敌我交战双方的各种人。只有知此者，“胜乃可全”。孙子的全知、全谋、求全胜的谋略，是其整体思维战争思想的运用，亦是中国古代兵家谋略军事、策划战争的特点优点，它对中国兵学乃至世界兵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唯物主义的战争观
孙子的军事谋略思想和战争指挥艺术，是建立在重人不重神的唯物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孙子认为，人在战争中，在遵守客观规律的同时，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因此他主张“取于人”，反对“取于鬼神”。他说：“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子·用间篇》）这是说，明君贤将，其所以能战胜敌人，取得出乎众人的成功，就在于他能预先知道敌人的情况。要事先了解敌人的情况，不能靠求神问卜，也不能靠占星术来观察天象，而是依靠人去了解、掌握敌情、我情、天时、地利。把主客观条件结合起来，才能达到“自保而全胜”的目的。孙子指出，善于指挥作战的人，首先要创造不可被战胜的条件，以等待能够战胜敌人的机会。不可被战胜，就在于自己主观努力，能够战胜敌人，就在于敌人有错误。所以说，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够做到不被敌人战胜，而不能使敌人一定被我所战胜。如此说来，胜利的机会是可以抓住的，而不能单凭主观去强求。
在孙子重人轻神的唯物主义战争观点中，我们看到，他所重的人，虽然包括将帅和士兵，但是主要是指将帅而言的。据此，他对将帅的品质、能力、职责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孙子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削。（《孙子·谋攻篇》）这是说，将帅是国君的辅弼，深知用兵的将帅，掌握着民众的命运，主宰着国家的安危。他们对国君辅助得周密国家就强盛，辅助得有疏漏国家就削弱。
对于如此重要的将帅，国君在委以重任的同时，要交以重权，不要过多牵制。将帅有权指挥军队作战。孙子说：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史记·孙子列传》）孙子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瞬息多变的复杂性、特殊性，将帅要随时、掌握敌我态势变化的多端性、时间性，以及采取措施的灵活性、适时性。所以他一再强调“将受命在军，君命有所有受”。
关于将帅的素质、品格，孙子亦有明确的要求和规定，他重将帅之德，将帅之德为“智、信、仁、勇、严也”（《孙子·计篇》）。孙子把“智”列为首位，就在于“智”者，不仅能谋于己，而且“智将务食于敌”（《孙子·作战篇》）。“智将”能知己知敌，反之，“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孙子·用间篇》）。“智将”能不以感情用事，“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孙子·火攻篇》）。如果不以理智用兵，而因一时发怒而与敌交战，就要招致失败。
孙子在讲到将帅之德的同时，还规定将帅要“爱兵”。他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娈；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爱而不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孙子·地形篇》）爱兵如子，与之同生死，共赴难；爱而不治，则不能战。孙子主张爱兵与治兵相互结合，相辅为用。
三、对立统一的矛盾观
孙子认识到：战争本身就是敌我双方矛盾的激烈斗争，这种斗争涉及政治、地理、天候等各个方面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关系。因此，战争中反映敌我活动规律的范畴，都处在对立与统一的关系之中。基于这种认识，孙子以辩证法的观点去认识战争、总结战争，提出了一系列的矛盾对立范畴：敌我、主客、彼己、阴阳、动静、进退、攻守、强弱，速久、胜负、奇正、虚实、勇怯、避就、专分、治乱、利害、优劣、安危、险易、广狭、远近、众寡、劳逸、迂直、内外、卑骄、生死，等等。这些对立范畴，无一不是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
孙子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建立在哲学辩证法思维方法的基础上的。孙子认为，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不化的，而是经常运动变化的，不断发展的。孙子由观察宇宙万物之流动，而论到战争中敌我态势之变化。他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虚实篇》）一切事物都是在运动变化的，五行中的任何一种物质元素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胜过另一种物质元素，四时也没有哪一个季节常住不变，日有长短，月有圆缺。用兵的规律像流水一样，水流是变动不居的，没有固定的形状，所以要根据敌情的变化，采取相应的对策，这种因敌制胜，才是用兵如神。
孙子指出，不仅要因敌而胜之，而且要调动指挥敌人，使敌我矛盾向着有利于我的方面转化。掌握了战争转化的规律，就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如此便“能为胜败之政”，“能为敌之司令”，所以说：“胜可为。”
四、知彼知己的知战论
孙子指出，要打赢战争，就必须认识战争，只有认识战争的客观条件和战争的发展规律，做到“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
孙子强调对战争要详察、悉知、深知，对道、天、地、将、法这“五事”，要进行反复研究、分析、衡量、对比，以求知彼知己。知而谋，谋而战，战而胜。孙子重视“谋略”、“谋攻”，“谋”就是在全知、尽知、详知、深知的基础上，运用智慧，制定上策，以谋略取胜。孙子认为，知战而会战，会战而胜可为。
“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故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谋攻篇》）
“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地知天，胜乃可全。”（《孙子·地形篇》）“知”与“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知”为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只有知此者，才是“知兵者”；只有知兵者，才是战胜运行时；只有知全运行时，才是全胜者。“胜”离不开“知”，“知”为“胜”的基础和前提。
孙子的知之而战之，战而胜之，这种指导思想，是精辟而独到的，对后世兵家产生了重大的思想影响。（摘自《和平兵略》，作者：姜国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