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卷随谈
“和为贵”的思想，在中国可以说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每当兄弟姐妹、街坊邻里、同事好友之间发生不顺心、不愉快的事情时，知情者大多会劝慰他们：“和为贵”，企望和睦相处。甚至陌不相识的人，偶然相遇发生不快乃至口角时，旁人也大多会劝以“和为贵”，要求心平气和、冷静处理。至于家庭内部更是如此。俗话说，家和万事兴。无论是四世同堂的人丁繁多的大家庭，还是只有夫妇两口的小家庭，和和顺顺，和和美美，有事共同商量、有困难共同努力去解决，这个家一定能够兴旺发达。否则，家庭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必然导致衰败。古语中的“兄弟阋于墙”、“祸起萧墙之内”，说的就是灾祸、败亡根在家庭内部。在军事上，中国古代兵家有非常丰富、非常深刻、非常高超的理论，而对待战争的态度却十分明朗。公元前4世纪秦国改革家商鞅在《商界书·画策》中说：“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意思是说，战争是不好的，但是用战争去消除战争，这个战争是可以进行的；杀人是不好的，但是用杀人去制止杀人，这也是可以的。这就是说，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战争，维护和平。这是中国古代兵家一以贯之的军事思想。
一、仓颉造字 ，止戈为武
中国的汉字相传由大约5000年前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的。传说中的仓颉是一位异人，他具有龙的形貌，长有四只眼睛，能敏锐地看到鸟爪、兽蹄踩在地上留下的不同痕迹，并敏感地加以分析、整理，可以识别它们，灵感一来，他就开始造起文字来。这件事惊动了天地，天上落下了粟米，夜晚鬼都哭泣了。“天雨粟”自然只是一种传说，然而，联系到“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意味着在原始耕种初始时期便已有文字。文字创制出来后，人们可以用来品类万物，百官也用来提高管理效能。
显然，文字作为交流的工具不可能是一个人创造出来的，它的产生、流传而被公众确认必然有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因而它是许多人在漫长岁月中频繁交流而逐渐形成的。仓颉可能是发明者之一，更可能是汉字的整理者或集大成者。杰出的思想家荀况（约公元前313—约前238年）在《荀子·解蔽》中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意思是喜好文字的人很多很多，而只有仓颉能够流传下来，因为他一生专心致志地整理文字，把众多的说法归结成一种共同的说法。
考古发掘表明，距今4800—43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晚期，就已存在早期的汉字。这些汉字刻画在陶器上，是象形的图画或是由两三个图画组合成的。前者单个图画的即是文字学中说的象形字，如（钺：长柄的大斧）、日、山、鱼⋯⋯由两三个图画组成的就是会意字，如旦（日出地上）。极为有意思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在河北藁城出土的商代（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中期的79件陶器，刻画有各种各样的文字，其中就有止字和戈字。止字作五趾的足形，戈字被画作兵器戈形，一种安装长柄的、两端都是利刃被横置在顶端的兵器，戈用以横击和钩杀，属进攻性武器。同时出土的还有干，即盾，作革盾形，是防御用的。
有了止字的象形字和戈字的象形字，“止戈为武”的武字的意义就十分明显了，形象地说就是：把杀人的戈扔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永远也不再用它。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史学家班固说：“仓颉作书，止、戈为武，圣人以武禁暴整乱，止息干戈，非以为残而兴纵之也。”意思是：仓颉造字，止戈为武，上古的道德智能极高的人之所以采用武力是为了禁止残暴、整治祸乱、停止战争，而不是听任它残害民众而置之不管的。
中华民族的先民，世世代代生活在北温带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河畔的阶地、岗地和滨溪的平原泽地上耕作为生。约距今8000年前，摆脱了刀耕火种的状态，进入了锄（耜）耕的农业阶段，运用石铲、骨耜等工具翻土，使土壤结构有所改良，延长了土地使用年限，不再像刀耕火种时期那样每年易地、常年迁徙，而转变为农业定居。人们讴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平和生活，天长日久又孕育出“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思维。这主要是人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同时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有序和谐，甚而以及人的内心和谐，所谓随心而安，“此心安处是吾乡”。远古先民之间必然也会有冲突和争斗，但人们处理的基本原则是以战制乱、以战止战。
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的著者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时代之前是神农氏时代，神农氏是中国古代最早教会人们削耜翻土、耕种农作物的人，也被称为炎帝。当神农氏时代晚期，各部族之间互相出兵争斗，老百姓苦难重重，而神农氏却无力讨伐发动侵略的人，于是，黄帝就训练士兵，征讨那些破坏有序社会的部族（“习用干戈，以征不享”），各部族都归顺服从。其中最为强暴的是蚩尤部族，他们兴起于黄河下游的东部地区，部众勇猛剽悍、生性喜战，又善于制作精良坚利的兵器。他们西向首先击败了炎帝族，占领了炎帝族居住的地方。炎帝族就向黄帝族求援。炎帝、黄帝同属华夏集团，为维护集团的整体利益，黄帝答应炎帝联盟对付蚩尤。当时蚩尤集结了所属的81个支族，倚仗人多势众、武器精良，主动向黄帝发动攻击。黄帝一方面加强教育，同时又加强兵力（“修德振兵”），率领以熊、、狼、豹、龙为图腾的各族，迎战于涿鹿地区。经过多次战斗，黄帝族终于在玄女族的支持下，发动反击。当狂风大作、尘沙迷漫的气候下，吹号角，击战鼓，乘蚩尤部众迷乱、震慑之际，以指南车指示方向，一举击败敌人，并擒杀其首领蚩尤。这场“修德振兵”的黄帝战胜好战逞强的蚩尤的战役，史称涿鹿之战，也被称为中国古代战争的滥觞。战争中炎黄联盟，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因此，也被喻为炎黄文明的奠基战。
文字的发明，在世界各古老国家的历史上，都被看作是文明产生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说：文明社会“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中国的汉字最初以象形字为主要特征。“止戈为武”表明，早在中华文明初创时期，以战制乱，以战止战的贵和思想已经形成。顺天应时、自产自足的农业是它产生的经济基础，天人合一的整体的和谐思维则是它的思想根源，而涿鹿之战等“修德振兵”、“以征不享”的战争正是它的现实依据。止戈为武、兵律贵和，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鲜明特色，在世界军事史上闪烁着独特的光辉。
二、东西两哲 战争异观
约2500多年前，东方与西方有两位杰出的哲人，他们生活年代相近，身世处境相似，哲学思想相通，而战争观念却迥然相异。他们是中国道家创始人老子和古希腊辩证法的奠基者赫拉克利特。
老子，即老聃，约生于公元前580年，约卒于公元前500年，享年八十。他是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曾当过周王朝的史官，博览群书，通晓上下古今之变，晚年看到奴隶主统治日趋没落，离开朝廷隐居，躬耕授徒，讲道论德，留下言简意赅的追索世界万物本原的《道德经》（即《老子》），共五千多字，是用韵文写成的。赫拉克利特生于公元前530年，死于公元前460年，享年七十。他出身贵族，认为奴隶主民主政治是一种错误，他又不满意有身份、有金钱、有美女的贵族生活，因此他遁迹山林，去沉思能解说所有事物的思想。他不屑使用普通日常的语言，而用含有深奥含义的格言来解释他的观点，留有残稿130件。
老子和赫拉克利特都是无神论者，他们都不认为上帝、神创造世界，而主张世界是物组成的。老子把世界万事万物的本源归结为永恒的道，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这是说：有个东西浑然一体，先于天地形成就已产生。无声啊、无形啊！它独立存在而不改变，普遍运行而不衰败，可以作为产生天下万物的母体。我不知道它的名称，就把它叫做道，勉强起个名就叫做大。大就是独往独来、无所不在，独往独来、无所不在就广阔辽远、无边无际，广阔辽远、无边无际就又返回本源、循环往复。十分明显，老子认为：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闻的道是世界一切事物的根本。他还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最根本的存在，它产生一即是最原始的物质，原始物质分为阴、阳两方，阴阳两方的作用也产生第三个新生物，新生物衍生出千差万别的物质。赫拉克利特也热衷于“万物归于一”，他断言万物的本原是永恒的火：“宇宙万物既非一个神所创造，也非一个人所创造，乃是永恒的、活生生的火，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一个永存的火。”他认为万事都是火的一种存在方式。
老子和赫拉克利特都是朴素的但又是十分出色的辩证论者。老子的辩证法思想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事物是相互依存的，刚柔、美丑、善恶、智愚、巧拙、难易、大小、长短、轻重、高下、前后、有无、多少、损益、盈亏、荣辱、生死、强弱、胜败、攻守、进退，都不能孤立存在，他说：天下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丑就显现了；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恶就暴露了。有与无互依互生，难与易相反相成，长与短相比较而成形，高与低相对比而显示，合奏的音乐与单一的声响相互谐调，前与后互相伴随而出现。所有对立的事物，都是互依互存的。二、事物内部是对立统一的。老子认为，万物都是背负着阴、怀抱着阳，阴阳二气在事物内部混合适中，达成和谐统一。三、对立的事物都可以相互转化，他的名言“祸兮福之倚，福兮祸所伏”，就是说灾祸与幸福的互相转化，“大巧若拙”、“大智若愚”等则是更深层次的升级转化，至于柔弱胜刚强的论述在他的著作中在在皆是。赫拉克利特遗留残稿中的思想片断蕴涵辩证法的一些基本要素，影响颇为深远的是一切皆流一切皆变，矛盾斗争是万物形成和发展的动因。大家都熟知他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是说水永远在流动。他还说：“我们是我们现在的自己，也不是现在的自己。”指人本身也在不停息地变化。在他看来，所有变化都是事物来自或归返火的一种过程，昼和夜、冬和夏、战争与和平、饱餐与饥饿，这些相反的现象都是永恒之火的变动阶段，最终归于一，因此，“善与恶无异，善与恶为一”，“生命与死亡无异，睡与醒、年幼与年长也莫不皆然”，这和中国民间“我们一天天成长，我们也一天天走向死亡”的含义相似。在他看来，对立的交替和斗争可以造成变化与和谐，“从相异的物体中产生最美的和谐”，例如弓和弦，弓在弦上作用，产生震动的和谐。在这里，就不难看出他和老子的不同。老子主张是对立双方混合适中（冲虚）而统一，赫拉克利特主张双方因交替斗争而统一，由此就导致在战争观上两人的不一。
赫拉克利特既已肯定对立的交替与斗争是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动因，世界上万事万物，“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那么在战争观上，就充分肯定战争的地位与作用。他断言：“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的必然性产生的。”他把战争和斗争看作相同的概念，因而十分推崇战争，他说：“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战争的结果区分了哪些是神，哪些是人，哪些是奴隶，哪些是自由人。”他认为“战争是一种公正裁判”，能产生一切、改变一切，所以战争是伟大而神圣的。老子则不然，他认为：兵器、武力、战争是不吉祥的东西，军队驻扎的地方，不事耕耘，必然荆棘丛生，打过大仗之后，必然田园荒芜，是灾祸之年。他主张不以武力逞强天下，反对无道的不义之战。即使是有道的正义战争，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胜利了，也要以平常心对待，有了成果就可以了，不要去谋求称霸。胜利了，不要宣扬夸耀，不要自吹自擂，不要骄傲自大。他还认为，打了胜仗也不能看作是美好的事情，如果看作美事，那就是乐于杀人，喜欢杀人，就不可以得志于天下。因为打仗，杀了人很多，要以充满悲哀的心情来对待，打胜了，也要用丧礼来处理。老子的理想是天下太平、宁静无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由于社会安宁，虽然有铠甲和兵器，也没有排兵布阵的战场。老子的“兵者，不祥之器”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在中国古代不少兵家著作中，都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脉络和印记。
三、希腊战神与中国武圣
希腊神话中有一位英武健壮、风流倜傥的武士，他就是战神阿瑞斯。他是天神宙斯和天后赫拉的儿子，为奥林匹斯山诸神之一。他生性嗜杀，代表野蛮的战争和屠杀。他不被众神喜欢，连他的父母也不喜欢他。在战斗中陪伴他的，只有他的妹妹、不和之神厄里斯，以及他同他的情人——斯巴达的一位战争女神阿佛洛狄忒生的两个儿子福玻斯和得依摩斯。
阿佛洛狄忒最初是一位爱与丰产女神，偶尔还主持婚姻，在古希腊神话中更多地以性爱与美貌的女神出现，还曾被广泛地奉祀为航海女神。她对同跛足的锻冶之神赫维斯托斯的婚姻极为不满，便同英俊的阿瑞斯厮混在一起。在斯巴达、底比斯、塞浦路斯等地，阿佛洛狄忒还被奉祀为战争女神。
《荷马史诗·奥德赛》至少有37次写到了阿佛洛狄忒和阿瑞斯。写阿佛洛狄忒的美貌、华丽的服饰、惊人的艳丽，写她的尊贵、为人主持婚姻，也写她在赫维斯托斯家与阿瑞斯幽会。荷马写阿瑞斯，除幽会外，更多笔墨是写他嗜杀成性，对谁都一样疯狂、带来屠杀与灭亡，荷马称他为“人类的诅咒者”，他的工作和兴趣就是战争，即使是阿佛洛狄忒的美丽和魅力，也不能带给他得自滥杀无辜中的刺激。在荷马笔下，战神阿瑞斯是外貌漂亮的凶神。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许多英雄神，但没有职司战争的战神。勉强以兵器为名的有射神，那就是后羿，他自制弓箭，精于射箭，百发百中。他的射技是勤学苦练练出来的。据说他曾和友人一起出游，有一只小雀飞过，友人请他射雀，并射雀的左眼，后羿张弓搭箭，却射中了小雀的右眼，他深以为耻，以后更加勤练射技，终成天下第一高手。流传最广的是后羿射日的故事。在尧的时代，天上十个太阳一起并出，庄稼枯焦，草木枯死，老百姓没有什么吃的。同时又有巨大的野猪、鸷鸟、毒蛇等六种陆上、空中、水中的凶猛动物危害百姓。后羿奉命射掉了9个太阳，射杀了六种害人的凶猛动物。从此，天朗气清，温暖宜人，大地安宁。射神后羿是为民除害的英雄。
中国是个多神的国家，道教的神、佛教的神和民间俗神，加起来有数百个，其中也不乏武将的形象，但还是没有战神，更没有为恶作乱、嗜杀成性的。武将形象的神大多也是降妖伏魔，驱邪佑民。
其中武圣关公最为声名显赫。关公本名关羽，历史上实有其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219年，河东解（今山西临倚西南）人。年轻时流浪奔赴涿郡（今河北涿州），正值刘备在乡里招兵，他与张飞一起投奔刘备，三人意气相投，日则同行，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誓共生死。著名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渲染为“桃园三结义”。公元200年，曹操东征，刘备败北，关羽被俘，曹操厚待他，任命为偏将军，封汉寿亭侯，并给予优裕的生活，所谓“上马金、下马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而关羽仍然心系刘备，只待报答曹操的厚遇之恩后就再去寻找刘备。后来关羽刀斩袁绍的大将颜良、解了白马之危后就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奔向刘备。刘备在称汉中王后，就任命关羽为前将军，率众攻打曹军。他水淹七军，擒于禁，杀庞德，威震北方，吓得曹操准备迁都。后来东吴孙权乘关羽后方空虚，袭取荆州。关羽由于部下叛变，兵败被杀。
关羽死后的殊荣始于八九百年后的北宋。宋哲宗、宋徽宗先后封他为“显烈王”、“义勇武安王”，之后，明代封帝，清为大帝，并与“文圣人”孔子比肩而立，被誉为“武圣人”。然而，民间对他的奉祀远远超过文圣，也远远超过其他诸神，他的庙宇之多居中国第一，全国各地都有，连藏区也不例外。据统计，仅北京一地，关公庙就有200多座。
人们普遍奉祀关公，并非颂扬他的战功，而是膜拜他的忠义，所谓忠贯日月、义薄云天。他的形象也不是凶猛暴烈，而是威武儒雅，常常是手捧《春秋》，其后是他的儿子关平捧印、部将周仓持刀环立。他是忠义的化身、神勇的偶像。帝王宣扬他是为维护自己的统治，下层江湖英雄好汉以他为楷模，普通百姓以他为讲义气谋和睦的榜样。在各界的崇扬中，关羽又被演化成驱邪避恶、消病除灾、诛罚叛逆、保民平安，乃至招财进宝、庇护商贾的万能之神。海内外的华人商店，哪怕是一个饮食店，也都供奉关公塑像。
“武圣”关公的庇护天下的形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非战、非侵略的精神。
中国古代兵家的军事思想极为丰富，至少包含有：修文备武、慎战善战、以战止战、谋求和平的战争观；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国防观；令文齐武、礼法互补、以治为主、三军同心的治军思想；积财聚力、足食强兵的后勤保障；兵民结合、因势改制的兵役思想；先计后战、全胜为上、灵活用兵、因敌制胜的战略思想；还有知己知彼、出奇制胜的谋略观念，更有一系列的战术指导用兵阵法。而“贵和”则是古代兵家军事思想的核心，它讲的是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和平，军事要配合政治，作战要攻心为上、不要穷兵黩武，军队内部要团结和谐、齐心合力。下文将结合历代重要的兵家及其著作进行介绍。
奇异的东方天书《周易》
《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典籍之一，孕育着以后各种思想体系的萌芽，对天文、地理、哲学、数学、文学、史学、政治、伦理、民俗、宗教乃至美术、音乐、音韵学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兵家也影响深远。《周易》的军事思想，不仅全面丰富，而且深邃精妙，富于哲理。
一、兵为大事 习武备战
战争在古代人类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被视为国之大事。《周易》的《坤·六三》把战争视为“王事”，即国家大事。《坤·六三》说，大地物产丰富，山河文彩秀丽，是非常美好的景象，可是有人看到这富丽美景，就要发动战争，进行掠夺。为了制止敌人的侵略掠夺，就要以战争制止战争了。
战争既然是国家大事，当然对战争要十分重视、认真准备了。《周易》对习武备战、有备无患的军事思想，多有说明。《同人》卦则集中表现了这个思想。内中讲：“同人于野”、“同人于门”、“同人于宗”。“同”为聚合之义，“同人”为聚合人之义。“同人于野”，“野”为郊外，这是说在郊外聚合众人，挑选士兵。“同人于门”，“门”为“王门”，这是作战前的准备和训练，教民习武练战，进行战争准备，做到有备无患。“同人于宗”，“宗”为宗庙。战争之前，必须在宗庙前聚合，卜祷吉凶、胜负，受命于祖先。通过宗庙之礼，进行战争的誓师动员，鼓舞士气，发动战争。这是战争前的一系列准备。
在《周易》的备战思想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内容，就是提高警惕，警戒敌人，防止偷袭。
《周易》中常常讲到：敌人虽然来偷袭，但是由于有了警惕戒备，做好了迎敌准备，最终平安无事了。《离·初九》说：听到了错杂的脚步声，发现了原来是敌人来侵犯，大家提高了警惕，做好了迎战的准备，终于制止了灾难的发生。反之，则会遭殃的。《泰·六四》说由于夸夸其谈，不注意警惕敌人，结果遭到敌人的侵犯，与邻人一同遭殃，还使有些人被俘虏。这就由“泰”转化为“否”，以此告诫人们要随时加强警戒，切不可麻痹大意。
二、兵为凶事，为义而战
《周易》认为战争为凶险不祥之事，只能不得已而为之，切不可发动侵略战争。
《周易》指出，对于来犯的侵略者，必须给予坚决的打击。消灭敌人，是为了保护自己，不是为了侵犯别人。即为了“御寇”，不是为了“为寇”。《蒙·上九》说：“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蒙昧无知的侵略者，来侵犯、掠夺我，予以还击，取得了胜利，天下人就会赞同；如果我无端地去袭击、侵犯别人，虽然有利可图，但是却会招致天下人的仇恨。所以说“不利为寇，利御寇。”“御寇”与“为寇”，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这说明《周易》能够正确判断战争的是与非，从而主张正义的防御战争，反对非正义的侵略战争。
《周易》的作者，从这种认识出发，主张对那些依靠侵略、掠夺邻国、邻族的侵略者，不要无原则地一再谦让、忍让，而要分清是非，适当讨伐，予以惩治。《谦·六五》说：由于邻人盗窃其财富而使家贫，由于邻国寇掠其财富而使国贫。对于这种邻人、邻国，进行打击、侵伐，是有理有利的。否则，便是后患无穷。
三、认识战争，决策战争
《周易》的作者指出，对于战争这个“大事”、“凶事”，不可不知，不能不知，只有知而战，才能战而胜。因此，《周易》从各个方面占卜、记述了认识战争、决策战争的问题。
对于战争，知而战之，方能胜之。“知”包括知彼、知己，知天时、地利、人和等。只有知此，才能等待时机，抓住战机，掌握主动权。《需》卦中，对此做了具体的说明。“需”为等待的意思。《需》卦卦象为：外卦为坎，坎代表危险，危险在前；内卦为乾，乾代表刚健，积极努力，不会穷困而孤立无援。就是说，等待时机，积极争取，就不会有太大的危险。由于外卦为险，所以不可贸然行事，鲁莽出击，而要等待时机，抓住战机，适时出击。“待”的前提是“知”，不知不能待，更不能战。
《周易》强调对战争采取深知明察，充分认识，周密计划，认真决策的谨慎态度，做到知而战，战而胜。这种对待战争的态度是正确的、可取的。
四、运用战争，指挥战争
《周易》的作者，由于有忧患意识，为了认识忧患的来源，产生忧患的原因，排除忧患，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所以作《周易》。“易”的一个重要含义为变易、变化、变动、变迁，宇宙万物，都“变动不居”，“唯变所适”，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这就是“易道”。
《周易》的作者运用矛盾对立转化点，提示宇宙万物变化的规律、状态、情势，并对六十四卦做了精心的安排，组织了对组卦：《泰》与《否》、《损》与《益》、《既济》与《未济》等，以此说明好与坏、安与危、得与失、损与益、盛与衰、强与弱、刚与柔、是与非、喜与悲、吉与凶，等等，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揭示了“物极必反”的道理。如《泰·九三》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就简明精确地表达了这个思想。
《周易》的天地变化之道，阴阳变化之理，把它运用到军事领域，对战争中的攻与守、得与失、损与益、吉与凶、既济与未济等，都做了精辟的论述，告诉战争的决策者和指挥者，一定要掌握、运用矛盾转化的道理、方法，指挥战争，夺取胜利，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五、选人任官，严格治军
《周易》的作者极为强调选人任官，严格治军，《师》卦集中说明了军队建设的各方面问题。所谓“师”，即为师族、军队。这是描述军队的专卦。
军队出征作战，必须有高度的纪律，有纪律的军队，才具有战斗力，便可以无往而不胜。否则，便是凶兆。《师·初六》说：出兵打仗要有高度严明的纪律，纪律松弛，部队涣散，必然发生凶险。
《师》卦十分重视选任军队指挥官的问题。《师·六三》说：以战车运载着士卒的尸体，说明战争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呢？除了军队纪律涣散外，还有用人不当，指挥官失误。《师·六五》说：长子为主将，次子丧其军，任人唯亲不唯贤，就遭败绩也。这就告诉人们，选任军队的指挥官，一定要任人唯贤，选贤任能，不可任人唯亲，任用庸人。
战争中，将帅虽然起指挥的主导作用，但是士兵则是战斗的主体，战争胜利固然要奖励有功的将帅，可是不可忘记流血牺牲英勇奋战的士兵，所以要关心士兵的生活。《需·九五》说：给士兵们以酒食，以示关心，鼓舞士气，提高战争力。
《周易》中还对兵不厌诈，诱敌取胜；对待战俘，讲究策略；建立邦交，和平共悦等战略策略，做了阐发。《同人》卦还寄托了天下和同的理想的追求。（摘自《和平兵略》，作者：姜国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