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摄影技术由外国的随军记者、传教士、职业摄影师等带到中国。今天我们所展出的77幅北京照片，不仅是摄制于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初期的原版原作，而且大多出自于当时著名摄影师之手。如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的随军记者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著名的英国旅华摄影师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威廉•桑德斯（John Thomson）和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日本的山本赞七郎（Yamamoto）、美国的雷尼诺恩（Munyon）等。

    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1833-1907），是最早拍摄东亚题材的摄影师和战地摄影师，曾作为随军记者跟随英法联军参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影像为工具记录了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及占领京城前后的过程，拍摄了大量大沽战场、北京城的建筑和风景照片，其中包括未被焚毁之前的圆明园和清漪园、大高玄殿习礼亭、黄寺喇嘛庙等，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拍摄北京城的摄影师。

    雷尼诺恩（C.E. Le Munyon），约1850年出生于美国华盛顿的斯波肯。据香港报纸记载，1902年他在香港开设照相馆，经营从纽约进口的照相器材，后来去了北京，并至少在那里工作到20世纪30年代。雷尼诺恩的摄影作品风格复古，并擅长对照片进行手工上色。据旧居北京的德国女摄影师赫连·莫理循（Hedda Morrison）所述，雷尼诺恩的摄影风格对她有很深的影响。

    摄影师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1841-1898，英国摄影师，早年曾系统的学习摄影术，1870年他以海关稽查司燃气项目工程师的身份来到北京，1870年至1889年在北京工作。他利用业余时间花费大量精力拍摄了北京皇家园林建筑和当时北京的风土民情，并完成了一部约200幅的摄影作品集，书名为《北京及其周边》，是19世纪70年代所有亚洲城市摄影文献中最完整全面的一部。虽然摄影并非其主业，然而他采用的玻璃湿版照相工艺在当时具有很高的水平，摄影技术也相当纯熟老练，其作品在角度、构图、光线的运用上都颇为讲究，更为难得的是他会在大部分玻璃底片上划下签名和拍摄年代，是一位严谨的拍摄者。

    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1837－1921，苏格兰摄影师。他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以旅游者身份来华摄影人中最著名的一个。1862年他开始了亚洲摄影活动的多产十年，其声誉主要来自1870年至1872年在中国大陆拍摄的系列作品，其足迹遍布中国沿海、港口、城市，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等地，拍摄了大量反映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照片，并在1873年出版了刊有200多幅照片的著名专集《中国及其国民的影像》。

    山本赞七郎（S.Yamamoto），日本摄影师，是最早在北京经营照相馆的日本人，其开设的山本照相馆位于北京东安门外霞公府路。他以拍摄人像见长，且为清室服务。拍摄内容涉及北京的古建筑、风土人情和王室成员。1910年前后在天津开设分店。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他曾同小川一真、柴田常吉、深谷驹吉等随军记录“庚子事变”实况。拍摄的紫禁城、万寿山等皇家宫殿、园林影像，编辑出版了《清国北京皇城写真贴》。

    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英国商业摄影师。1862－1887年在上海开设“森泰像馆”，从事人像拍摄，同时拍摄了很多诸如官员出行、罪犯行刑等新闻时事和社会风俗照片，制成明信片，并定期向“Far East”、“Illustrated London News”等西方杂志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