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献记》，发表在1914年3月出版的《雅言》杂志第六期。这篇文章论述了秦王朝对知识分子和学术文化的政策，也谈到了秦代学术文化的部分成就。作者赞扬了秦始皇的“焚书”，提出“不燔六艺，不足以尊新王”，矛头指向孔老二的“法先王”，指向当时袁世凯之流妄图复辟帝制、尊儒反法的反动逆流。又指出“坑儒”只是对付卢生一类反动儒生的一时措施。他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作了比较正确的评价。但由于作者是资产阶级学者，他不可能认识到这是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在政治思想上的专政，是镇压奴隶主复辟活动的一场革命。

原文

秦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百官公卿表》）识于《太史公书》者，叔孙通、伏生最著。仆射周青臣用面谀显，淳于越相与底物，衅成，而秦燔书。其他，《说苑》有鲍白令之斥始皇行桀纣之道，乃欲为禅让，比于五帝，（《至公篇》）其骨梗次淳于。

《汉艺文志》：儒家有《羊子》四篇，凡书百章；名家四篇则《黄公》。黄公名疵，复作秦歌诗。二子皆秦博士也。京房称：“赵高用事，有正先用非刺高死。”（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最，在古传纪略得八人，于七十员者，九一耳。青臣朴速不足齿，其七人或直言无挠辞，不即能制作，造为琦辞，遗令闻于来叶。其穷而在蒿艾与外吏无朝籍，烂然有文采论转者，三川有成公生，与黄公同时，当李斯子由为三川守，而成公生游谈不仕，著书五篇，在名家；从横家有《零陵令信》一篇，难丞相李斯。（皆见《艺文志》）秦虽钳语烧《诗》《书》，然自内外荐绅之士与褐衣游公卿者，皆抵禁无所惧，是岂无说哉？

或曰：“秦焚《诗》、《书》、百家语在人间者，独博士如故，将私其方术于已，以愚黔首。故叔孙通以文学征，待诏博士；而陈胜之起，诸生三十余人得引《公羊》“人臣无将”以对。（郑樵、马端临说，实本《论衡》。《论衡?正说篇》曰：“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刑，惟博士乃得有之。”近人多从其说。）或曰：秦火及“六籍”，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见《论衡?书解篇》）孟子徒党虽尽，其篇籍得不泯绝。（《孟子题辞》）

夫李斯以淳于越之议，夸主异取，故请杂烧以绝其原。越固博士也。商君以《诗》、《书》、礼、乐为“六虱”，（《靳令篇》）尽划灭之，而以法家相秦者宗其术。然则秦不以“六艺”为良书，虽良书亦不欲私之于博士。（其云：“非博士官所职，天下也有藏《诗》、《书》、百家语者”，倒言之，即是“天下也有藏《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者”。自仲任误解，乃谓博士独有其书。郑、马之徒沿袭斯论，遂为今日争端。）即前议非矣。

斯以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为祸始。故夫滑稽便辞而不可轨法者，则六国诸子是也。不燔“六艺”，不足以尊新王。诸子之术，分流至于九家，游说乞货，人善其私，其相攻甚于“六艺”。今即弗焚，则恣其曼衍乎？诸子与百家语，名产一也。不焚诸子，其所议者云何？诸子所以完具者，其书多空言，不载行事，又其时语易晓，而口耳相传者众。自三十四年焚书，讫于张楚之兴，首尾五年，记诵未衰。故箸帛为具。验之他书，诸侯史记与《礼》、《乐》诸经，多载行事法式，不便谙诵，而《尚书》尤难读，故往往残破；《诗》有音均，则不灭，亦其征也。此则后议复非矣。

余以为工程师地法令者，自《秦纪》、《史篇》（秦八体有大篆，不焚《史篇》）、医药、卜筮、种树而外，秘书私窃无所不烧，方策述作无所不禁。然而文学辩慧单于人心，上下所周好，虽著令，弗能夺也。

烧书者，本秦旧制，不始李斯，自斯始旁及因国耳。韩非：商鞅“《诗》、《书》，明法令。塞私门之请，以遂公家之劳；禁游官之民，以显耕战之士。”（《和氏篇》）其验也。商君既诛，契令犹在，遗法余教未替。然张仪、范睢、蔡泽之伦，结轶义关，游谈不绝，亦数称“六艺”成事。及不韦著书，以县国门。秦之法令弗能绝也。后李斯者，汉初挟书之令未多，然娄敬以戍卒晚路，上谒高帝，亦引《大誓》为征。汉之法令弗能绝也。

夫帝祖则溺儒冠，秦之诸非能如李斯知“六艺”之归也。然其律令在官，空为文具，终不钩考，以致其诚。今始皇不起白屋，而斯受学孙卿，好文过于余主，此则令之之谏、零陵之难、成公之说，一切无所穷治，自其分也。又况标标羊、黄之徒乎？以斯委于用法，顾使秦之黎献因是得优游论著，亦其赞之矣。

若其咸阳之坑死者四百六十人，是特以卢生故，恶其诽谤，令诸生传相告引。亦由汉世党锢之狱，兴于一时，非其法令必以文学为戮。数公者，诚不以抵禁幸脱云。

译文

秦代有博士七十人，是掌握古今历史和文献典籍的，其中以《史记》上记载的叔孙通、伏生为最有名。博士仆射周青臣，凭着当而奉承秦始皇而得到重用。淳于越就和他发生的冲突。争端一开，引起秦始皇杰书。此外，《说苑》里记载鲍白令之指责秦始皇干的是桀纣的一套，却要象五帝那样让位于贤者。他的倔强可和淳于越相比。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儒家有《羊子》四篇，共一百章；名家有四篇，那就是《黄公》。黄公名疵，还作过秦歌诗。这两个人都是秦代的博士。西汉的京房说：“赵高掌权的时候，有一个叫正先的因为指责赵高而被处死。”（孟康注：“姓正名先，是秦代的博士。”）总计，在古代传纪中约略考出八人，对于七十个博士来说，不过九分之一而已。周青臣是小材，不值一提。其余七个人，不是能够直言不屈，就是能够写作华丽文章，名声流传后世。至于没有做官和在地方上做官的人里面，朝廷的名册上没有名字，却有文彩灿然的论著的：三咱郡有成公生，他和黄疵是同时代的人，在李斯的儿子李由任郡守的时候，他四处游说不作官，著有《成公生》五篇，列在名家学派；纵横家有《零陵令信》一篇，是非难丞相李斯的。秦王朝虽然控制

论，烧了《诗》、《书》，然而从朝廷内外的官吏到出入公卿这门的布衣平民，都对犯禁无所畏惧，这其中难道是没有道理的吗？

有人说：秦王朝焚毁私藏在民间的《诗》、《书》和百家语，只有博士可以照旧收藏。这是为了要把统治人民的方法掌握在自己手里，以便愚弄老百姓。因此，叔孙通才能够凭仗着博学能文被征召，在博士的行列中听候诏令。陈胜起义时，诸生三十余人能引证《公羊》传里的话，说“臣下不得有叛逆的意图”来回答秦二世的询问。（郑樵、马端临有这种说法，其实是从《论衡?正说篇》来的，其中说：“从事聆听史官把”五经“全部烧掉，有敢私藏《诗》、《书》和百家语的，要治罪，只有博士们可以收藏。”近人都相信这一说法。）又有人说：秦代只烧“六经”，不烧诸子著作。诸子的著作，文章都在，能够看到，（汉代赵岐说）孟子的党徒虽然完了，他们的著作却并未消灭干净。

李斯因为淳于越的议论是用错误的政治主张蛊惑君主，所以建议把他们的那些书一起烧掉，以杜绝那种思想来源。淳于越本来就是个博士。商鞅把《诗》、《书》、礼、乐等看成是“六虱”，要把它们统通铲除。那些用法家来辅佐秦国的人都遵循商鞅的办法。可见，秦并不是“六经”当作好书，即便是好书也不想让博士专有。（《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的“不是博士所掌管的，天下敢有收藏《诗》、《书》和百家语一类书……”。自从王充把这句话误解以来，就说是博士才独有这些书。郑樵、马端临等人沿袭了这种说法，就成为今天的争端。）所以，前一种说法—即《诗》、《书》、百家语为博士所收藏，是错误的。

李斯认为，战国时诸侯相互争夺，厚礼招纳游学之士是祸乱的根源。那些善于诡辩、混淆是非、不能纳入法度轨道的，就是六国诸子那一伙。不把《诗》《书》之类儒家经典烧掉，就不足以尊崇秦始皇。诸子的学说，分流多到有九个派别，他们四处游说又互相剽袭，都说自己一派的学说最好，彼此之间的攻击比对“六艺”的攻击还厉害。现在若不把这些诸子著作烧掉，难道让它们继续闹下去吗？“诸子”和“百家语”，名和实都是一样的。如果说“不烧诸子著作”，那么李斯建议中所说的“百家语”，又是指什么呢？诸子著作的所以完整保存下来，因为这些书大多数是抽象的议论，不记载具体的史实，加上它们的语言明白易懂，口耳相传的人多。人秦始皇执政的第三十四年烧书，到陈胜起义，前后不过五年，记忆犹新，所以能够完整地记录在帛书上。看看其它的书，诸侯各国的史书以及《礼》《乐》等儒家著作，大多数是记载史实和一些制度、仪式，不便于记诵，其中《尚书》更是难读，因此往往残缺不全。《诗经》，因为押韵，便于诵读记忆，就没有消灭，这就是证明。所以，后一种说法——即不烧诸子著作，也是错误的。

我认为写明在法令上的，除《秦纪》、《史篇》、（秦代八种书体中有大篆，——《史篇》是用大篆写成的，所以不烧《史篇》）以及医药、占卜、种树方面的书以外，宫廷和民间藏的书没有不烧的，典籍著作也没有不禁的。不过，华丽的辞章和机智的论说，使人读了入迷，这是上上下下所共同爱好，尽管在法律上明文禁止，也是限制不了的。

烧书本是秦国的旧制度，并不是从李斯才开始，只是到了李斯才把这个制度推行到被秦所兼并的国家罢了。韩非说：“商鞅烧《诗》、《书》，公布法令。堵塞权豪们的徇私舞弊，以成全国家的大事；禁止人们出外谋求官职，表扬努力耕作和勇敢作战的人。”这就是证明。商鞅被杀害之后，他制定的法令条文还在，遗留下来的法度和规矩也没有被废除。然而张仪、范睢、蔡泽一班人，络绎不绝，进入函谷关，不断地来进行游说，也曾屡次征引“六艺”上的故事。到了吕不韦，写了书挂在城门上，秦国的法令也没有能够绝它。在李斯之后，汉代初年，秦国制定的“挟书律”还没有宣布取消，可是娄敬作为一个戍卒，拉着小车去见汉高祖刘邦，也曾引证《尚书?泰誓》作为依据。可见，汉代的法令也没有能够禁绝它。

汉高祖是一个往儒生帽子里撒尿的人，而秦国的历代君主，也不能象李斯那样懂得“六艺”的宗旨。然而烧书的法令只是在官府放着，作为一纸空文，始终不去查考，以求贯彻执行。如今秦始皇不是平民出身，李斯又跟荀子学习过，爱好文化超过了历代君主，因此，鲍白令之对秦始皇的直谏，零陵令信对李斯的非难，成公生的游说，都没有被查办惩处，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更何况无足轻重的羊子、黄公之流呢？因为李斯灵活地运用了法令，才使秦国的民间知识分子能够从容自在地从事论著，这可以说是李斯给他们创造了条件。

至于在咸阳坑杀了四百六十人，那只是因为卢生缘故。秦始皇痛恨他散布流言蜚语，命令儒生们互相揭发。这也和东汉时党锢之狱一样，只是一时之计，并非秦始皇的法令就是要杀戮儒生。上面所提到的几个人，的确不是触犯了禁令而侥幸得免的。

章炳麟 著《秦献记》        胡念贻  注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