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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专著《万历十五年》封面
关于《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英文版书名为《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法文版为《1587，Le Declin de La Dynastie desMing》，是一部史学专著。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于1976年在美国所著，在国内直到近些年才引起大众的注意。其实这一年大明王朝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不为一般研究者所注意，但在这一年发生的许多琐细小事，却如青萍之末成为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元辅张居正已去世五年，海瑞在这一年也故去了，一代名将戚继光也在年底殁了，时年29岁的努尔哈赤在东北崛起了：始建宫室，布教令于部中，禁暴乱，戢盗窃，立法制……然而朝廷却未予注意；西班牙无敌舰队即将出征英吉利，揭开世界历史新的一页……
神宗朱翊钧在位前十年，励精图治，重用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使得社会经济很大的发展，是为“万历中兴”。但张居正死后，神宗逐渐暴露出其人性黑暗的一面，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一说是染上鸦片烟瘾）。后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以至于朝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朱翊钧的三十年“断头政治”，连“票拟”、“朱批”都完全停止，全国行政陷于长期瘫痪。《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将万历皇帝的荒怠，联系到万历皇帝与文官群体在“立储之争”观念上的对抗。怠政则是万历皇帝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黄仁宇说：“他（即万历皇帝）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
《万历十五年》中，作者论述了许多有关国家兴亡的问题：张居正试图搞经济体制改革，申时行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而他们全部失败了。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体制，是一个要求单纯，固定，永不变更的体制，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体制，以一个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为基础，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朝廷的稳定、王位的安全是这种体制着眼的重点。一切行为的最后准则是意识形态所衍生出的一整套体系，以思想行动上的一致来保证整个体制可以依靠简单的一腔热血与几点原则就可以运作，这样的体制只能要求单一化，平均化，同质化，只能有单纯的思想，而绝不能出现脱离终极意识形态，甚至怀疑这一意识形态的行为出现，这也就直接引致了李贽的悲剧。意识形态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鄙夷物质利益。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
本书论述万历，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又比如海瑞，这也是一个容易惹起是非的题目，15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们记忆犹新。在本书中专设海瑞一章，并不是要在这段已经了结的公案再来画蛇添足，而意在向读者介绍当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态。
黄仁宇教授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作为一部成功的历史学著作，出版20余年来多次刊行而不衰，其读者面也早已不限于史学界，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史学工作者们思考的事情。黄仁宇先生是华裔美籍史学家，也是华裔学者中比较突出的法国年鉴派学术代表人物。他的学术特点在于对历史的宏观把握，虽然从一人一事入手，从一个年份说起，所要说明的却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甚至是整个中国历史的关键所在。从历史的细微末节入手，而又摆脱具体历史事件的束缚，找寻更为准确的历史时代特征，此谓大历史观。如通过选择最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来表现一个朝代的主要特征在对于人物历史活动的叙述中，他强调将人物与历史大背景结合起来，且不放过人物的个性特征，从而使那些本来被史学界研究得很深的人物得以以新面孔再现于读者面前。这大概也正是《万历十五年》获得众多读者的原因所在。
目录
第一章 万历皇帝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附录
关于作者
黄仁宇 （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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