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黄河文化的始祖是黄帝，长江文化的始祖是炎帝，它们都称得上源远流长。那么，珠江文化是否同样源远流长？它的始祖是谁？广东省政府参事、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伟宗曾撰文指出：珠江文化的始祖是舜帝。

发表于《岭南文史》2002年第一期题为《珠江文化的始祖———舜帝》的文章中，黄伟宗教授援引了史籍中有关舜帝到南方巡狩及其“崩于苍梧之野”的记载，认为舜帝是第一个开发珠江流域并将其纳入中国版图的帝王，他认为：“舜帝的划时代贡献，不仅在于开发和统一南方，更重要的是，在‘三皇’‘五帝’中，自他开始才有比较明确或自觉的文化意识，去架构职责分明、赏罚严明的雏形国家制度，并且以此意识和制度开发和统一并管理南方。”同时，舜帝在开发和统一南方的进程中，“也是运用德教和诗乐之力的”。他“既是中华民族德教与诗乐之开创之祖，也是珠江文化德教与诗乐之祖。”

同期《岭南文史》发表的广东省政府参事、中山大学地球与环境规划学院教授司徒尚纪的《岭南文化和珠江文化概念比较》一文，则就“岭南文化”和“珠江文化”的历史渊源、特定内涵提出了新的见解。作者引述国学大师陈寅恪在1933年的一封信中所指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这里的“南学”，其地域应主要指岭南。后来有人称之为“岭南学”。

近年，地域文化研究在我国蒸蒸蔚起，有关著作多使用“岭南文化”这一概念。“珠江文化”则首次见于郭沫若1926年发表的《我来广东的愿望》一文。该文说：“我们要改造中国的局面，非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广东不能担当：我们要革新中国的文化，也非在国民革命的空气中说酝酿的珠江文化不能为力。”这里，郭沫若先生高度评价珠江文化之作用力。作者通过对这两个文化概念进行多方面比较后指出：“当前跨区域的经济联系日益增多，跨区域的文化交流也必然随之而扩大和深入，所以文化概念也应适应这个潮流，与时俱进。在这种形势下，使用珠江文化概念或许更能贴近现实和利于它的发展，使珠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等并立而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