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566—635)，字叔德，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一说狄道(今甘肃临挑)，一说赵郡(治今河北赵县)，唐朝的建立者，史称唐高祖，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统帅。

李渊7岁时袭封唐国公，历任隋千牛备身，谯、陇、歧州刺史，荣阳、楼烦二郡太守，殿内少监，卫尉少卿，弘化留守兼知关右诸军事，有晓卫将军，太原留守等职。大业十三年(617年)，起兵反隋(参见李渊太原起兵)。成功地指挥了攻取霍邑(今山西霍州)之战和长安(今陕西西安)之战(参见霍邑之战、李渊攻取长安之战)。义宁二年(618年)五月称帝，立国号唐，建元武德。先后派兵击灭割据陇西的薛仁杲(参见唐击灭薛举父子之战)、南犯河东的刘武周(参见唐灭刘武周之战)、据洛阳称帝的王世充和前来援救王世充的河北起义军首领窦建德(参见洛阳、虎牢之战)、据江陵(今属湖北)称梁帝的萧铣(参见唐平萧铣之战)、据河北反唐的刘黑闼(参见唐灭刘黑闼之战)和丹阳(今江苏南京)的辅公祏(参见唐灭辅公祏之战)等，从而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参见唐统一战争)。武德九年(626年)八月传位于太子李世民，为太上皇。卒于贞观九年，庙号高祖。

李渊是唐朝开国创业的军事统帅，沉谋多算、善于决断、既富远见、又善施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旧史书把大唐创业之功多归于李世民，将李渊描写成一位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从有关史料看，李渊的军事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因势借力、先取关中、后图天下的兴兵起事思想

李渊早就有起兵代隋以取天下的思想。《大唐创业起居注》说他“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李靖和刘文静也早就察觉他有“四方之志”(《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卷五十七《刘文静传》)，他自己也认为，他们家是“继膺符命”者。当隋炀帝要将其执送江都时，他曾单独对李世民说：“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末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律之师。”(《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他将自己比作周文王，要李世民等像周武王会盟诸侯伐殷一样推翻隋朝，夺取全国政权。他认为，刘武周等称帝是“陈涉狐呜，为沛公驱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又将自己比作刘邦。为准备起事，他派李建成、李世民等“潜结英俊”、“密招豪友”；以防御突服为名，招募士兵；用急而示之不急的策略廉价购买突胶的马匹。为隐蔽企图，他“纵酒纳赂以自晦”(《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等。这些都说明，他早有起兵之意，并极富政治和军事才能。晋阳起兵的决策也是他最后决定并付诸实施的。在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时机成熟之后，他以“通突厥”的罪名将反对起兵的副留守虎贸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斩首，从而正式起兵反隋。从酝酿到起兵，体现了李渊周密计划、积极准备、韬光养晦、乘机起事的思想。

李渊起兵的战略是：因势惜力，发展自己，先取关中，号令天下，进而统一全国。所谓“因势”，就是因天下大乱之势；“借力”，是借突厥、李密等外部势力为己所用。当时突跃的力量相当强大，“中国人归之者甚众”；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是当时实力最强的起义军。另外割据朔方(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的梁师都，马邑(今山西朔州)的刘武周，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武威(今属甘肃)的李轨等，均对李渊构成直接威胁，比较之下，李渊的势力还比较孤弱，他要兴兵起事，必须取得某些外部势力的支援。为了将成为后顾之忧的突厥转化为可以借用的力量，他卑辞厚礼以结交之，甚至许诺：“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战所得子女玉帛可汗有之”；给突厥可汗的信不署“书”，而署“启”，大有“心大能作小”之意。使始毕可汗转而积极主张李渊取隋而代之。他派刘文静去突照时说：“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又胡马行牧，不费当粟，聊欲借之以为声势耳。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六月)可知派刘文静去的任务名为借兵，实是联络突厥，防止其与刘武周联合南侵。对李密，他则“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于我，得入关，据蒲津而屯水丰，阻崤函而临伊洛，东看群贼鹬蚌之势，吾然后为秦人之渔夫矣”(《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于是他写信称李密为“当今司牧”，希望他“早膺图箓，以宁兆庶”，讲到自己，则称“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极尽谦恭吹捧之能事，使李密得意忘形，从而心甘情愿地为李渊充当“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厄”的角色，李渊得以乘虚入关，夺取长安。入长安后，他推戴代王杨侑为帝，倡言“废昏立明”，扛着拥隋的旗号，欲行挟天子令诸侯之故事，达代隋之目的，将“弑逆”的罪名留给他人，而把自己竭力塑造成“应天顺人”的新主形象。这些，均体现他因势借力、以屈求伸、发展壮大自己、成就大业的思想，较当时群雄过早地争相称帝高出一筹。

李渊在取得长安后，不但占据了地理上的优势，而且在政治上更是得天独厚，他出身关陇集团贵族，在关中有很大影响，入长安后，可以取得当地人士的广泛支持；同时，占据京城，挟持隋帝，号令天下，有高屋建瓴之势，为统一天下建立了最为理想的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军政兼施、各个歼灭群雄、统一全国的战略指导思想

夺取长安是李渊统一全国战略的第一步；歼灭群雄、消除割据则是其第二步。第二步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和好突厥，经略西北，巩固根本；第二阶段是消灭关东、江南等群雄，统一全国。基本方略是各个击灭，先北后南。

李渊入据长安后，曾“以书谕诸郡县，于是东自商洛，南尽巴蜀，郡县长吏及盗贼渠帅，氏、羌酋长，争遣子弟入见请降”(《资治通监》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正月)，用政治招抚手段达到了不战而胜、拓土徕民的目的。在此后征服群雄中，他也多采用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手段，如在派李世民征薛举父子之前，他用认亲和封官的手段相抚了李轨，从而对薛举形成战略牵制；后又派人深入李轨内部，得以不战而降其地。在平萧铣后，他命李靖为岭南道抚慰大使，招抚岭南96州等，都体现了军政并用以制胜的策略思想。

当时关东李密与字文化及、王世充等杀得难解难分。因此，李渊对他们仍采取坐观虎斗、以敌制敌的策略，专力对付西北群雄。他采取各个歼灭、先急后缓的战略，派李世民先消灭对长安威胁较大的薛仁杲；在刘武周南犯时，又“悉发关中兵”，派李世民击灭之。在解除了这些后顾之忧后，才派李世民东出攻打王世充，夺占洛阳。为平定萧铣，他于武德二年(619年)就派李靖入蜀协助赵郡王李孝恭做水战准备，因准备充分，用人得当，指挥得法，此役亦迅速告捷。而后又平定了刘黑闼和辅公祏，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很明显，李渊在战略上运筹周密，决策正确，用得其人，是取得这些作战胜利、从而统一全国的首要条件。

三、正确料敌、集智用长、先胜后战的作战指导思想

李渊在作战指导上善于正确料敌，在此基础上作出决策。如大业十二年(616年)，李渊以不足5000人迎击占优势的突厥南侵之兵。他分析说：“突厥所长，惟侍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矢为爪牙，以甲育为长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苔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今若同其所为，习其所好，被知无利，自然不来……若不决战，难以图存。”可见他对突厥情况了解甚深。李渊采取这一对策后，突厥兵果然不敢来战。“如此再三，众心乃安，咸思奋击”，李渊乘机“纵兵击而大破之”(《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他用“空城计”败突服兵，亦是建立在正确料敌基础上作出的决策。霍邑之战，根据他对末老生的了解，采取了诱敌出城、断其退路、前后夹击的打法，取得了胜利。南下攻长安时，他派王长谐等从梁山渡河，营于河西以待大军。他对王长谐说：“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余里，不敢来战，足明其众不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济河击卿等，则我进攻河东，必不能守；若全军守城，则卿等绝其河梁，前扼其喉，后柑其背，彼不走必为擒矣。”(《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八月)他根据屈突通“野战非其所长，婴城善为捍御”(《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的特点，采取了避攻坚城、野战歼敌的方略。这些都体现了他正确料敌、因势定策的作战指导思想。

另外，李渊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集众人之智为智，合众人之长为长，从而作出正确决策。如在南下攻霍邑途中，传来突厥联合刘武周进犯太原的消息，他召集众将商议对策，然后择善而从，决定继续南下。大军受阻河东(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众将或言先克河东，然后西进；或言避开河东，直取长安。李渊吸取了两种意见的合理部分，留部分军队围河东，自引军西趋长安，亦是得策。汾阳人薛大鼎、河东县户曹任瑰提出早日渡河以取关中的建议，李渊都虚心听取。倾听各种意见并择善而从，做到多谋善断，先胜后战，正是优秀的军事统帅所必备的素质。

四、因势定制、严明赏罚、用人所长的建军思想

李渊重视军队制度建设，其基本做法是因势定制，有沿有革。起事初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他建立大将军府，下设左、中、右三军，由三个儿子分别统领，形成了有力的统一指挥体制；为扩充兵源，实行募兵政策。武德二年(619年)，他提出，为提高军队战斗力，必须“各因部校，序其统属”(《唐大诏令集》卷一○七《备御》)，恢复府兵制，分关中为12道，置12军。三年，12军各立军号，分道治军，耕战结合。建立12卫和东宫6率，完善了中央军事体制和府兵的编制，沿用了隋朝的一些做法，又有所发展。在治军上，为适应兴兵起事的需要，他注重广施恩惠，不惜重赏；同时又强调严肃军纪，禁止侵暴百姓。积极争取起义军的支持，收编其队伍，以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对归顺者封以高官，如对关中起义军首领孙华；对抗逆者，在将其打败后，一般只诛敌首，对其余人采取赦“诖误者”和善待俘虏的政策。强调赏罚公平，不分贵贱。霍邑之战后论功行赏，有人主张应募之奴不能与良人同，李渊坚持按功行赏，因而较大地调动了军队作战的积极性。在用将上，注重用其所长，如对李世民、李靖、李建成、李世勣等人的使用，都体现了这一思想，使他们在唐初几次重大作战中都较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特长。

王夫之认为：“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未苏，故能折箠以御袅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读通鉴论》卷十一《唐高祖》)这一看法是比较中肯的。李渊作为开创唐朝大业的统帅，提出并实行了许多高明的战略，其军事思想理应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