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在宁锦战败后，锐气受挫，头脑却清醒了，发现一大堆面临急需解决的问题：

——后金遵照太祖遗训，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出现了种种弊端。他们“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值月贝勒掌理”，实际上是大家轮流执政。皇太极“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这就反映出汗权和王权、集权和分权之间的尖锐矛盾。

——后金政权统治不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烈，汉族人民“每被侵扰，多致逃亡”，也有的用投毒、暗杀、乃至揭竿而起的方式进行武装斗争。而在后金社会内部，许多农奴承担繁重的差役，“儿子当差，孙子又当差，至于爷爷差事还不去”，于是激起农奴反抗农奴主的斗争，它已成为后金社会的严重问题。

——后金经济遇到很大困难，“惟是年来，国用不舒，仓廪空虚，民众地薄，生养不足”，由于明朝和朝鲜对后金采取封锁和禁运的政策，使得后金“银两虽多，无处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因此“盗贼繁兴，偷窃牛马”。而且天灾严重，“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

——后金民众厌战，因为后金长期征战不息，大批丁壮弃田出征，他们“卖牛典衣，买马制装，家私荡然”。所以，许多人“闻有征调，各抱妻拏相哭，祖昔之勇健悍鸷，稍有间矣”。正由于后金民众厌战，勇猛善战的八旗兵不再是战无不胜的。

除了以上内忧以外，外部的问题亦很严重，东面朝鲜虽然与后金结为兄弟之盟，但和明朝仍保持密切关系；西面蒙古察哈部林丹汗，在明的支持下与后金争雄；南面的明朝仍有相当实力，有能力调集兵力、物力来从事战争。因此，皇太极深感不安，认为“今汉人、蒙古、朝鲜与我四境逼处，素皆不协，且何国不受讨亏我，积衅既深，辄相窥伺”，一旦联合发动进攻，那么后果是十分危险的。

皇太极清楚地知道，要解决上述诸问题，实现进取中原的战略总目标，必须在策略上进行调整，以适应当前的形势。当时后金一名谋士进言：“我国处南朝之大计，惟讲和与自固二策，……待我国益富、兵益强，乘间再投破竹长驱，传檄天下矣。”皇太极采纳此议，就是要通过对明“讲和”，争取时间，解决后金存在的问题，以达到“自固”的目的，然后时机成熟，再兴兵攻明，夺取全国政权。皇太极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对明进行议和活动。

从现存史料来看，自皇太极即汗位以来，这个时期后金提出议和最为频繁，所谓“上疏称臣，求款再四”，可是明廷基本上不予理睬。但是，他对明推行“讲和与自固”的策略方针，虽然未能实现议和，却争取到宝贵的时间，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改革，加强与巩固了后金的统治，大大增强了后金的国力。同时，皇太极还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东边朝鲜及西边蒙古的威胁，前者结盟，后者臣服，使后金由天聪初年“四境敌国”，被孤立和包围的局面，转变为对明朝形成三面合围的形势。因此，皇太极踌躇满志，非常得意告其父努尔哈赤之灵的祝词云：

“甲戌年十月二十七日，即位四孝子敢昭告于父汗曰：我自受命以来，与管八旗子孙，一心一意，夙夜忧勤，惟恐不能仰承先志，已有八年。臣等同心行事，蒙天地鉴助，复仗父汗积业，所到之地，慑之以兵，招之以德，周围敌国，归附甚众。兹谨述数年来所为之喜事，奉告圣灵，以期喜慰。今朝鲜称弟纳贡，喀尔喀五部俱已归附，阿鲁地方各部皆已来归，喀喇沁、土默特部亦皆来归，察哈尔汗兄弟，其先归附者半，察哈尔汗亲携其余众，避我西奔唐古特部落，未至其他，死于西喇卫古尔部住所西喇之野地，其部执政诸大臣，各率所属，尽来归附所以，皇太极在给崇祯皇帝的信中说：“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岂有帝之裔常为帝，王之裔常为王哉？”因此，他公开宣称弃汗称帝，改大金为大清，年号崇德，自此对明由积极议和，转为大肆进攻，寻机决战。